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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原创”（2）

如果说资料搜集考验的是编导笨功夫基础上的用心发现，撰写节目串场需要考量的则是编导全方位的人生体悟。杨澜对串联词有着极高的要求，既要以独到的视角切入，又要语句简短且信息量大，还需要有戏剧性的冲突。面对《杨澜访谈录》的高端嘉宾，每一个人物都是某个领域的翘楚，如何将他们的人生用几个串场进行精到的勾连，这让初任编导的金嘉楠一度陷入每临撰写串场，就紧张得失眠的状态。往往是将熬了一宿的串词交给杨澜，温和的杨澜只是慢慢地说，“这样写可不行啊。”然后是一句话一句话地修改，最后几乎百分之七八十的语句都被修改掉，这样的失败感总让金嘉楠非常受伤。作为一名善于学习的年轻人，她一直对于杨澜的现场提炼能力保持着好奇，当别人用“聪明”形容杨澜的时候，2002　年夏季的新加坡之行让她看到了杨澜聪明背后的“笨功夫”。

从上海起程去机场的路上，杨澜就开始抱着一摞厚厚的资料认真阅读，几个小时飞行过后，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杨澜还在阅读，只不过手里换了一本厚厚的李光耀传记。因为从出舱口到机场出口有一段距离，推着行李车的杨澜还在抓紧时间阅读。旁边的金嘉楠犯起嘀咕：这次是采访儿子李显龙啊，怎么看的是他老爸的书啊？此时的杨澜完全不理会身边的嘈杂，只顾边走边继续读书，金嘉楠此时注意到由于连日的疲惫，杨澜此时的面孔显得异常的憔悴，行程匆忙让她连墨镜都未来得及携带。直到上了接站的车辆，漫长的阅读过程才

告一段落。而就在去往住宿酒店的路上，杨澜又抓紧这个空隙与同行的节目组人员交流了采访细节。

“您父亲曾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但在金融风暴后，它受到了质疑，甚至有人把它总结为CCN：　Corruption；　collusion　and　nepotism，即腐败，官商勾结和任人唯亲。你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它吗？”2002　年8　月30　日，在新加坡财政部的一个会议厅里，当杨澜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大臣李显龙面对面，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时，金嘉楠才终于理解了杨澜一路努力的终极目的。

《杨澜访谈录》对人物的解读在一个恒定的系统标准之内，并不是散点式地四面开花。在海量信息之上进行观点提炼，进而完成对嘉宾的“人物分析”，是蒋昌建和他的复旦团队致力去做的核心工作。“明日的创建，今日的改变”是《杨澜访谈录》最初的口号，作为总策划的蒋昌建对节目的期许不仅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还有“影响那些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虽然当时的《杨澜访谈录》处于有限制落地的境况，但他所做的就是依据节目的定位来圈定嘉宾范围，提供人物分析，并从目标观众的心理出发，拟写出采访提纲，给予杨澜更加宽泛而深刻的参考信息。

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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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新年伊始，国际传媒巨头贝塔斯曼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　米德尔霍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一周时间内他与中国传媒领域的最高主管部门频频接触，为贝塔斯曼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拓展积极活动，米德尔霍夫还向有关部门表示：“贝塔斯曼分布全球的营销渠道将鼎力支持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拓展。”

1　月20　日，托马斯·　米德尔霍夫在上海接受了杨澜的专访。同为传媒产业经营管理者的身份，使得两人的谈话既轻松又深入。当杨澜提及米德尔霍夫的博士论文《信息时代的规划问题》，他惊呼道：“你竟然知道！”这篇完成于20世纪80　年代的学术文章，暴露了年轻的米德尔霍夫对于新兴媒体的大胆预测和浓厚兴趣。正是在这个思维的支配下，1994　年他以贝塔斯曼CEO　的身份，带领这个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与美国在线合作开展欧洲业务，2001　年又收购了提供音乐免费下载服务的Napster　公司，21　世纪之后的米德尔霍夫又在为争取贝塔斯曼2005　年成功上市多方游说。谈到中国，米德尔霍夫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有成熟的市场，而在中国我们会看到市场在成长。除了扩大与中国印刷企业的合作，我们甚至希望涉足广播电视业务。”

一方是欲拓展在中国的传媒业务，一方是想将中国的业务扩大到世界，没有经过太多的磨合，贝塔斯曼与阳光文化就达成了书面的合作意向。2002　年6－7月，双方兼并重组的方案已经进行到了连办公室的座位都已经划分好了的阶段，一个跨洲际、跨领域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