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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好的；运动要依靠大多数群众，依靠大多数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有错就改，一切有错误的人都要改，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的方针，群众犯了错误也要改；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要抓紧生产，不可放松。

1月28日至31日，北京市委把通县“四清”地区的县、社、队干部二万多人，集中到县城，由市委领导统一动员，县委组织“洗手洗澡”、“放包袱”。会议首先重读“二十三条”，播放了彭真25日的讲话录音。接着分别由社队干部自己主持，由有问题的干部自己主动交代，然后举行从宽处理大会，选择十名自动交代重大贪污行为的干部作典型，宣布从宽处理。从宽处理大会之后，到会的22000名社队干部中，新交代和补充交代各种问题的有12000人，交代出贪污盗窃粮食27万多斤，现金22万多元，使大多数干部放下了包袱。

2月25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最近情况的报告》。3月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农村“四清”问题时，肯定了北京市的做法。第二天，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刘少奇、邓小平还将彭真在通县“四清”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批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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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11）

5月8日和5月10日，湖北省委和河北省委分别就今后农村“四清”运动的部署问题请示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在请示报告中提出，以县为单位，集中省、地、县各级党委的力量，今冬明春在面上进行初步的“四清”，然后在一个区或几个区进行系统的“四清”，解决在初步“四清”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和落后社队的问题。河北省委的部署是以地委为单位，每个地委搞几个县。两个省委都提出要在1967年年底基本完成农村的“四清”工作，在农忙季节搞好县、区、社的“四清”，在冬春农闲季节，搞好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同意了湖北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参考湖北、河北的报告，作出本省、市、区的“四清”部署，同时要求在符合六条标准的条件下尽可能快一点地完成农村的“四清”运动。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1）

在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以前毛泽东讲话没有现场录音，手工记录既不准确且事后整理还找不到依据，这使时任中办主任的###很伤脑筋。一次毛泽东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因事先安排了录音机，后来在整理成文字时很准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此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都尽量安排录音，但有时领导人讲话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摆一个录音话筒也感到不舒服，于是有关工作人员就用花之类的东西将录音机挡着。其实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设窃听器”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的冤案进行了复查，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复查报告指出：“###同志原在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频频活动于密室、点火于京沪之时，一向善于观风察色的林彪，也认为机会到了，开始施展阴谋手段整人了，并首先将矛头对向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