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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理由，没有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２３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档，有案可查；１９７２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医生发现，这些牙与１９４３年用Ｘ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５月１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

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别。戈培尔夫人把６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

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碎）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６组。晚９时，第一组将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５组之路线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８时４５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着９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尔后的２７年中，对鲍曼的露面报上时有报道，特别是在阿根廷。１９７２年年底，美国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称，他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曼仍活着，是在南美。这个消息轰动了一阵。数天后，又是一阵轰动。德国当局宣布，他们在元首的地堡附近发现了鲍曼的尸体。曾验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纳斯医生，要求检查头骨，以便与牙齿相对证。开始时，由于他未获准，人们便更怀疑这是一具假尸。后来，及至１９７３年秋，索格纳斯才获准去检查头骨和在头骨出土３个月后发现的门牙和额骨架。索格纳斯医生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后，便着手准备法医分析报告。１９７４年９月，他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牙医联盟世界大会”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结论是，这个头壳确是鲍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实的奴仆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２）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

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

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