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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

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

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１０月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多。大概就在此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鲜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划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１１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顶。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楷模。”

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呆一会儿”他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时起，他觉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８１，俄国小说家——译注）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和遭人唾弃。他甚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课只上了４个月便停了。库比席克认为，这是因为“乏味、单调的手指动作一点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恶劣使然。

１９０７年１月１４日，即阿道夫停止学钢琴之前两星期，他母亲去看了爱德华·布洛克医生——是位犹太医生，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她镇静地告诉医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诊断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大肿瘤”布洛克医生并未告诉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医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们的母亲“重病缠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术。阿道夫的反应使医生甚为感动。“他那长长的蜡黄脸歪了。双眼滚出了泪珠。他问，他母亲没有办法了吗？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１月１７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Ru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３克朗一天，休养了１９天。论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评价钱，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９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他们住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