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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时间依然还是在二楼休息和喝茶。沙弥香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明天离开，估计是因为我的义工延长了很多次开始令人觉得我有再次延长的可能，不过这次是真的要离开了。不料沙弥香便又开始动员大家为我举行送别仪式。我连连道谢并试图阻止她，可是为时已晚，大家已经开始把我为了一圈。

以前唱歌送过无数的义工，可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成为欢送的主角，而且还是破天荒的一个人。我站在人群中间，大家围着我唱歌拍手，有人过来拥抱，有人伸手按着我的额头以示祝福，我很感动不已，一位葡萄牙的义工边叫我不要哭边唱那首欢送的歌。

中午时分，我照例准备给Ruby喂饭的时候发现没有勺子，这时一位西方义工走过来叫了我的名字，递上来一根勺子，朝我笑了笑，我也朝他点头以示谢意。

我想我并不认识他，可能是新来的义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知我的名字的。不过我想，欢送仪式和陌生义工对我的肯定，这些可能就是给一个像我一样的短期义工最大的荣耀吧！

在加尔各答工作的最后一天，我走出垂死之家，门口和街道上依然躺着许多无家可归的人，这让我想起第一天来到垂死之家的情形，要到什么时候，这条通向垂死之家的街道才能不再有流浪者的踪影呢？

这些流浪者就这么静静地躺着，等待有一天可以得到接纳成为垂死之家的一员。比起他们，里面的那些得到义工无微不至照顾病人的无疑是幸福的。而外面的，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就连义工们离开的时候经过他们身边，也没有多少个人会为他们驻足停留片刻，包括我也是如此。似乎走进了垂死之家我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义工，走出门口却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游客。而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今天终于要离开了，是不舍的伤感还是心灵的触动，总之在这里将近一个月的义工生活沉淀的种种复杂情感，在看到垂死之家门口这般景象后，我开始思索在这段时间里面做过什么又得到什么。

垂死之家的床位有限，门口的病人很多，加尔各答无家可归的人太多，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多的是，而我们可以做的实在很少。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有一次周四（周四是义工的休息日）下午我和一些义工到教堂参加弥撒，因为义工很多，所以在教堂里面举行了义工讨论会。根据不同的地区，义工讨论小组分为日语组，韩语组，西班牙语组和英语组，我便和另外一些华人到英语组里面讨论了。

作为一个刚来到这里的中国义工，对仁爱之家这个机构的作用当然觉得无可厚非，可是认为里面的很多运作都并不是很妥当，比如说新的义工进来，由于并不是十分熟悉工作环节，却又没有其他义工带他们造成了很多不便，于是我对机构的运作意见多多。为这个问题还和其他一些工作多年的义工争吵起来，后来神父加入到我们组，我也“不识好歹”地和他顶嘴。

因为这件事情，我后来还认识到了很多朋友，很多人都是因为听说我和神父吵架了才知道我的，甚至有人把我叫做“那个和神父吵架的人”，似乎我成了一个和权威对抗的英雄。现在回想这件事情来觉得当初实在是狂妄幼稚。

机构的运作问题依然存在，但可能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想，在这里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义工在那里可以帮助到多少个病人，而是我们在那里学习到了多少“爱”，怎么样将爱心带回到生活的地方，带回到生活里，这也许便是在加尔各答工作的意义吧。

瓦拉纳西的星空

又见沙弥香

有一天早上醒来，拿着野人的笔记本电脑玩游戏。我这次旅行出来带了一个移动硬盘，主要为了储存相片，里面也顺便带了一个街头霸王的小游戏，不料在此用上了，这是我唯一入迷也是唯一会玩的游戏。

正玩得起劲，野人神秘兮兮走过来坐在我旁边默不作声，只是等游戏玩完了，他才问道：“那个在加尔各答送我们去坐火车的日本女孩子叫什么名字？”

“沙弥香（Sayaka）。”我有点不耐烦，人家还请我们一帮人到她寄宿的印度人家里喝酒呢，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你觉得她怎么样？”野人问，脸上挂着一点阴阴的微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时突然谈起沙弥香肯定内有玄机。

“挺好的啊。你那个日本护士也很不错嘛！”在加尔各答，我和野人住不同的旅馆，有一次去他的旅馆大通铺找他，发现大通铺只有他和一个日本女孩子，两个人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