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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头讲，赵从平先生本是二四七兵工厂一名下岗工人。为了生计，转入古董行。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太原市开始大规模拆迁建设。许多古董商，趁老旧房屋拆除之际，搜寻到不少宝贝。在北京城区也常见这种情景：拆房挖沟施工中，旁边蹲了一溜闲人，专为捡老东西而守候。小到古瓷片，大到老木料，都有人收。这一天，太原市中心区域解放路，拆除阎锡山时期老院子，“闲人”们来了，蹲边儿上抽烟。其中一座民国初年三进大院，坡子街20号，是老牌二四七兵工厂高级管理大亨旧址。阎锡山重视“造产救国”，信奉“武力为公道之后盾”，二四七兵工厂百年历史，亦由此来。其前身曾为西北修造厂，1949年后被政府接管。

赵从平出身这家工厂，知晓院里住过老总管或者什么高官。他来到现场，据他说还有其同厂妹夫等亲友，协同蹲守，“下苦功夫”。当时，院底有巨大的地下室，曾经抽水两天两夜，众人耐心等待抽干积水，却未见任何宝贝，遂渐次散去。而在拆除房屋时，拆到房顶天花板，发现了油布包裹一个。清晚民初建筑，好房子造天花板要用硬质材料分格建成，不是纸质的。待取下包裹，慢慢打开看时，内有一捆旧信，应是当年房主暂时存放的物品。根据内容推断，或是大户人家一位读书小姐，不愿让大人们知晓此信此情，临行匆匆，存放在天花板上了。岂料世事沧桑，几十载春秋逝去，这位小姐再也没机会将信取回。这些信，静静地躺在顶棚上，任由尘埃叠落，等待着后人识见。兵工厂老房子转由市政拆除，厂里参与劳作者偶得此信，又知本厂亲友赵从平做了古玩生意，便将这些旧物转给老赵，看看它们究竟能卖几多钱。老赵对我说，十几年了，　贵贱没有卖掉，都快忘记这件事了。不是见着你这个作家，却也想不起来。这便是这批信的来由了。

古董商贩们的存在，是文物保护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多可为利，亦可为害，却不能没有他们。这一次显然做了好事。假如仅仅是拆房工人独家干活儿，说不定，早将一捆烂信一脚踢飞了。

我说老赵，原先怎么没听你说过？

老赵说，原先是想把信转给巴金家人，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结果，有人发现一个叫什么沈雁冰的信，转给人家后，人家寄来500块钱，说声谢谢拉倒，根本不可能挣来大钱。这个思路最不合算。就这样，放下来了。

我说，那好，原先你没花什么本钱，就不该贵卖！

三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2）

他说，好，喝酒，改天我一高兴，就白送老弟啦！

气死我也。这家伙，是我见过的晋京两地古玩商当中最难打交道的一位。贵巴巴地买了他的大立镜，也没配上底座，拉回来无用，在雪野店里放了一段时间，干脆送给我长治发小了；买了他一只大号水仙盆，放在家里没地儿搁，塞床下，迟早也是送人。

要想事有转机，尚须人心律动。

这位油盐不进的赵从平先生，年轻时却是一名崇尚暴力又无比激进的革命战士。我发现，只要你一提当年“*”，说运动风起云涌，豪雄叱咤三晋，他便正经起来，乃至高傲挚诚变作另外一个人。恰恰是因为讨论山西“*”史实，在血与火之间，我们找到了共同话题。3年来我写《牺牲者》，对山西“*”两大派武装斗争态势，也算比较了解。他迫切渴望我送他一册《牺牲者》，表示要细细研读，“让咱这个老红卫兵也学习学习”。

我说，书尚难出，装订不多，只能借给他看，且必须提出几条宝贵意见作贡献，否则不借云云。

2007年初，《牺牲者》装订出来，我真诚地送他一册，不，“借”给他一册，并且与他约定：巴金这批信不得卖与他人，等我从北京回来再议。

事情正在起变化。老赵和我熟络了，始知他并不完全是个油滑商人。

2008年5月，四川发生极大地震，我自北京奔赴灾区采访。6月里撤回山西太原，和山西作家李杜先生住在一家小招待所，日夜加班，埋头赶写一部《晋人援蜀记》，累得直不起腰来，情绪也不好。空隙间，又去文庙找那赵从平。我实在无法丢弃巴金这些信。

老赵一见我就说，他流着热泪把《牺牲者》看完了，并说现在舍不得还我，还想反复看一看，认真想一想。另有两位朋友也急于借读此著，你看行不行？

我表示只要将巴金信件给我，咋也行，把这部《牺牲者》送给你都行。旁边有人帮腔：“这种民间装订书，将来也是文物嘛。”

老赵语气较以前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