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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但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的几番大起大落，鲁迅原创性的解构思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认识，更谈不上发展。加上现代思想长期以来，为“启蒙”和“救亡”等更为重大与迫切的主题所吸引，对鲁迅的理解总是偏于其思想内容的贡献，而对其开创的思想方法则较少去总结，以致于其渐渐为时代所淹没。对《故事新编》的解读，数十年来都围绕着“油滑”和“历史小说”“现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等派生的、次要的问题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悲哀，不能不说是鲁迅的又一“身后寂寞”。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德里达看来，文学，仅仅是文学本身，就是对哲学的解构。文学是感性的、形而下的、没有中心的，文学意象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不是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文学导致的是个人主义的、分散的、喧哗的结果，文学解放了人的感觉，这本身对于不断体系化、符号化、概念化的哲学就是消解的力量，是解构的过程。

鲁迅企图通过解构中国传统文化，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组成因素，使之在强大的西方文化的阵势面前成为积极的力量。遗憾的是，他的工作只是在晚年开了个头，他英年早逝，也许有一个宏伟的计划还刚刚在他心里成形，但他却再无心力去实现它。而后人对它的忽视与误读，则又一次使鲁迅开创的思想方法无法传承下去，加上今天普遍的急功近利和商业化对真正价值的忽略，再一次将鲁迅疏离，我们是不是离先生已经越来越远？

第一节 解读下的“油滑”

第一节 解读下的“油滑”

关于《故事新编》创作风格的论述，历来对“油滑之处”的理解以及作品是否属于历史小说多有争论。而对“油滑之处”的理解，又关系着作品是否属于历史小说的判断。是否属于历史小说，是对作品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而“油滑”，又是作品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时表现出来的外在形态，两者其实是一个谜底的两种谜面。

所以，大凡论及《故事新编》者，都不能不对“油滑之处”进行理解与回答。

鲁迅逝世后至解放前，对《故事新编》的理解集中在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上。李长之作《鲁迅批判》的时候，《故事新编》尚没有出版，故不在批判之列。比较早地论及《故事新编》的，有常风、岑伯、茅盾等人。常风在《〈故事新编〉》中讲到“这些故事叙述的是古事，却放进去不少的现实。”岑伯在《〈故事新编〉读后感》中认为，“里面所写，其实都是现代的故事，对于历史而言，真是信口开河的，所以这到底总该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茅盾在《〈玄武门之变〉序》中积极肯定了鲁迅将现代和古代融为一体，认为它是“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这个时期对《故事新编》的理解，由于离作品创作的时代较近，一方面使这些理解带有了朴素的色彩，显得很直接、单一，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干扰和影响小；另一方面，这些朴素的理解，又由于缺少系统的理论观照，对其深远意义又无法充分地、理论地把握，因此，往往显得肤浅和不完整。

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文学理论界围绕作品“油滑之处”和是否属于历史小说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以吴颖的《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一文拉开序幕。他在文中是这样理解“油滑之处”的：第一，这些“油滑之处”，作为一种方法，不过是搀杂在典型化的方法中的偶一为之的杂文手法；而作为一种构成因素，也不过是作品中的非常次要的方面和非常个别的部分；第二，这些“油滑之处”，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第三，这些“油滑之处”本身，在当时是起过一定的战斗作用的；第四，这些“油滑之处”，从典型化的角度来看是有缺点的，但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之后，围绕“油滑之处”与作品主题的关系、作品中现实内容与历史内容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论争。李牧桑写了《〈故事新编〉中的主要作品是针对现实的讽刺作品还是历史作品》，认为作品是讽刺作品；翟奎曾、马中伏的《关于〈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之处》认为，“油滑之处”并不是偶然为之的杂文手法，应该从整个作品的客观意义，以及它们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来进行分析评论。刘季林在《也谈〈故事新编〉及其油滑之处》中认为，“油滑”是一种创作《故事新编》形象的重要方法，它在创造典型形象、干预现实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一种造成独特风格的方法。通过这些论争，对“油滑之处”在作品中的地位与作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