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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九岁或十岁以后，乌托邦的孩子才走出家园，开始了解社会。在这期间，孩子们主要是由保姆和老师照看，过了这个年龄段父母就成为他们的看护人。当孩子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的父母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他们尽量和孩子们保持亲近、密切的联系，经常去幼儿园看望孩子，而地球上的父母在孩子上学期间主张同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乌托邦的父母越来越让孩子们感到亲近。在乌托邦有这样一种观点，父母和孩子之间应相互信任和理解。孩子们期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友谊和关怀，而父母则期待及早发现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尽管父母没有多大的权力干涉儿女的生话，但是，他们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孩子们人生旅途中的拥护者、保护者、倡议者和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友谊是真挚、坦率、亲密的，因为乌托邦的父母没有盛气凌人的家长权威；他们之间相处的非常融治，因为乌托邦的父母比地球上的父母思想开化，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克里斯多尔看来对妈妈的感情很深，对他那位出色的画家和设计师的爸爸也感到很自豪。但是在他的心中妈妈的分量似乎要比爸爸重一些。

在他和巴恩斯坦波尔第一次一起散步时，他说他要跟他妈妈通话。巴恩斯坦波尔终于有机会亲眼看一看乌托邦的通讯设备。克里斯多尔手里拿着一束电线和一支测杆，来到一块空旷的草地上，草地上立有一根柱子。他先把工具放在地上，用挂在脖子上的一把钥匙打开柱子上的一个小盒子，把话筒同他带的设备连接起来，然后对着话筒高声喊了几声，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对方的回话。

这是一位非常动听的女性声音。她不停顿地讲了很长时间的话，然后克里斯多尔开始回答，后来，从话筒里传出其他一些人的说话声，他只对其中的一些话做了回答。完事之后，他把设备收了起来。

这就是巴恩斯坦波尔所看到的乌托邦的通讯手段。在乌托邦，除了事先约定以外，人们是不在电话里交谈的。一条信息被发送到接受者所在地区的接受站，接受者可以在那里得到他所需的信息。如果需要把信息重复一遍，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之后，他向信息发出者回话，发送他想发出的任何信息。这种传送方式是通过无线电来完成的。草地的柱子可以为传送器提供电源，也可以为乌托邦人提供所需的电力，比如说，可以为园林工人提供割草机、挖掘机、耕地机和压路机所需的电力。

克里斯多尔指了指山谷对面的远处，向巴恩斯坦波尔介绍了通讯接受站的位置和分布情况。通常，通讯站里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工作，大多数了设备都是自动化操作。这种通讯站遍布乌托邦的任何角落，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送和接受信息。

这使巴恩斯坦波尔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

他第一次发现乌托邦的信息机构对乌托邦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那里保存每个活着的人的资料，知道每一个人所在的区域，并对每一个人都登记注册。

巴恩斯坦波尔早已习惯了地球上政府机构的残酷和不诚实，对他来说这种通讯方式是一个可怕的发明。“要是在地球上，这种通讯方式会被用来进行敲诈勒索和搞暴力恐怖活动，”他说，“如此以来，人人都可以公开地进行间谍活动。我在苏格兰有一个朋友，如果让他在你们乌托邦通讯站工作的话，不出一个星期，他就会把乌托邦的正常生活搞得让人无法忍受。你想像不出他是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

巴恩斯坦波尔还得给克里斯多尔解释敲诈勒索是什么意思。

克里斯多尔说，敲诈勒索同乌托邦刚开始形成时期的邪恶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乌托邦人同现代的地球人一样，具有相同的自然天性，都想用知识和才智上探窥别人的缺点；他们有嫉妒心，对别人的隐私和秘密很感兴趣。在石器时代的乌托邦，人们不敢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仅仅让别人称呼他的绰号。他们害怕魔法的诅咒。

“地球上的一些野蛮人仍然这样做。”巴恩斯坦波尔插了一句。

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乌托邦人才开始相信医生和牙医；又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之后，医生和牙医才变得值得信赖。经过了二十几个世纪的风云变化，乌托邦才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礼会。

每一个乌托邦年轻人都要学习五项自由基本原则，没有这些原则，文明就无从谈起。

第一项原则是隐私原则。根据这项原则，所有有关个人的情况，其他人和公共机构都不得公开，只有在个人允许的前提下才能引用。当然，公共机构做数据统计时，个人应该向其提供有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