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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奇和海德拉巴的骚乱持续了将近三周后，“巴盟”又试图把动荡和暴力引向拉合尔。二、三十人一伙的暴徒，骑着摩托车在拉合尔的街道上横冲直撞，用石块砸商店的顾客，迫使商家关门。暴徒们还向银行和公共汽车泼上汽油、放火焚烧，然后逃之夭夭。

我和米尔在牛津读着这些报道，对“巴盟”煽动暴乱的行径越加憎恶。这些旧式的政客不愿接受在民主较量中的失败，反而四处制造暴乱、散布谣言。“布托夫人已经带着箱子逃跑了，”“巴盟”妖言惑众，“布托很快也要逃跑了。”

父亲对人民党的力量充满自信，他提出可以举行新的省议会选举，如果“巴盟”能获得多数议席，那么就重新举行全国大选。但是“巴盟”的领导人甚至连坐下来谈一谈都不愿意。他们声称，除非我父亲辞职，其他条件一律不接受。父亲刚刚以绝对优势赢得公正民主的选举，当然予以严词拒绝。

“巴盟”的恐怖主义魔爪竟然伸向了远在牛津的我。3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刚从博德利安图书馆出来，发现一名苏格兰场的警官在等我，感到很惊讶。“很抱歉打扰你，布托小姐，但有消息说你可能会遭遇不测。”这位英国警官对我说。

我想如果不是真有此事，苏格兰场是不会自找麻烦专程派人到牛津来警告我的。从那天起直到6月份离开牛津，我都小心翼翼地按他的指点行事。开车门前我先仔细查看车底下有没有被安装炸弹，进屋前我认真检查房门锁是否完好无损。我还接受苏格兰场的指点，让作息时间不固定。例如，如果我早上10点钟有课，我可能9点半就去，或者一直等到9点55分才去。直到今天我还用着这些当年学到的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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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9）

到了4月初，“巴盟”煽动的暴乱势头大减，巴基斯坦的混乱局面似乎就要结束。但是，这时候形势偏偏又出现了新的不祥的变化。

我的朋友萨米娅写信给我说，人们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些美元，都不工作了，包括我堂妹法赫丽家的佣人和其他几个朋友家的佣人。“我们参加‘巴盟’的游行示威，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佣人们说。她还写道，自3月以来，国内美元泛滥，急速贬值，黑市上的美元价格跌了30％。因为没有明显的经济损失，卡拉奇的私人卡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也举行了罢工，导致工人无法去上班，工厂被迫停工。然而这些卡车和公共汽车却载着人们去参加“巴盟”的示威活动。

亚洲人总是会怀疑别人搞阴谋。但是在这一事件中，父亲和人民党其他成员确信，这次大规模###的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也能看出来，卡车司机罢工时混乱的经济状况与智利曾经发生的情况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当年在智利策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总统和民选政府。我们的情报部门也注意到美国外交官近来和“巴盟”成员接触频繁。

“巴盟”发动的罢工运动有这么大影响，也非常可疑。我父亲上任伊始，就听说美国1958年曾与巴基斯坦军方进行了一项绝密行动，即向巴军方教授如何用罢工手段来动摇现政权。这项绝密行动代号“车轮阻塞行动”。现在“巴盟”号召的全国大罢工也叫“车轮阻塞行动”。

我不愿相信美国在暗中破坏我们的民选政府。但是我不由地想起亨利？基辛格1976年夏天访巴时对我父亲说的话。当时父亲坚决要同法国就核再处理工厂进行谈判，因为当时石油价格飞涨，给繁荣的西方经济都带来了严重影响，这个工厂建成后将为巴基斯坦供应能源。基辛格博士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劝说父亲放弃这一谈判。美国政府把这个工厂看成是制造核武器和“###核弹”的潜在装置，他们认为这与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

会谈进行得很不顺，父亲回到家时还气得满脸通红。他告诉我，亨利？基辛格态度粗鲁傲慢，明确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这个“核再处理工厂协议”，要么取消，要么推迟，等出现了新技术可以防止用它来制造核武器再说。基辛格在会谈中说我父亲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但他作为一个“好心人”仍要向父亲提出警告：重新考虑同法国的协议，否则将冒成为“坏榜样”的风险。

虽说三个月之前吉米？卡特已就任美国总统，现在的国务卿也已经换成赛勒斯？万斯，而不是亨利？基辛格了，但我至今无法从大脑中抹去这番对话。美国政府的更迭并不意味着整个美国权力中心的变迁。我攻读政治学有七年之久，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常常独立行事，他们的既定政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