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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她的人以为她只会吃喝玩乐，其实不然，她大事情上头脑极其清楚。她不是那种只会在家里婆婆妈妈，说三道四，大事拎不清的人。她只是小事不上心，不屑于去计较，而到了关键时刻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

抗战时，所有国民党政府机关撤退到内地，她随丈夫辗转大西南，历尽千辛万苦。她识大体，顾大局，不仅没有怨言，关键时刻还能帮上丈夫的忙。

那时周仁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要内迁，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刊资料装成若干个大箱子，先乘船运到越南的河内，然后再转火车到昆明。战时的火车站大概是最乱的地方，除了难民还是难民。何况国民政府机关整体都要内迁，还动员一些重要的工厂和企业内迁，运输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谁有“路子”谁就有车皮，没有“路子”就干等吧，等到什么时候鬼才知道。火车站里军人和难民铺天盖地，谁也不来理会这帮书生。工程研究所的大小箱子堆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简直像小山一样，但谁也没有办法把它们运走。

工作人员当时还面临一个困难，因为越南长期被法国人统治，火车站系统通用法语，主要管事都是法国人，不会法语就无法办事。聂其璧知道后挺身而出，她英语、法语都内行，帮助丈夫一起想办法。她东一个电话，西一个电话，一会儿找站长，一会儿找朋友，在火车站上指挥若定，好像是一位不得了的女将军，神完气定，威风凛凛，结果不多时就被她搞定了。火车站终于调拨来几节车厢，帮助他们把东西运走了。周仁先生和研究所的同事真是谢天谢地，一时愁云散尽，大家不得不对这位花枝招展的夫人刮目相看。

十年浩劫当中，他们夫妇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周仁先生已经身患重病，无力面对冲到家里来的造反派，这时又是聂其璧挺身而出，代替丈夫回答那些原本就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在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时，她就以哭来表示对抗。她没完没了地哭，哭得昏天黑地，造反派反而拿她没办法。

永远的大家风范

聂四小姐跟她母亲一样长寿，也活到了九十岁。关于她长寿的原因，她的亲戚们认为与她心情开朗，万事想得开有关系。抗战中兵荒马乱的，他跟丈夫辗转去了昆明，留下两个正在读书的儿子跟学校转移。她坚信儿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会得到磨练，没有给他们额外的照顾。大儿子周麒跟同学们一起，步行两个多月才走到四川重庆，一路上吃了很多苦，也冒过很大的风险。聂其璧觉得这很正常，认为这是孩子们难得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

她性格好动，感情丰富，好打抱不平，亲戚和朋友中无论谁有钱没钱，她一视同仁。一旦发现谁受了冤枉和欺负，她不可忍受，一定是拔刀相助。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有关单位已经宣布对周仁教授平反，落实政策，聂其璧的处境大有好转，而且每周有一天可以免费使用一辆公车。而她的阿姨盛爱颐仍旧住在五原路一栋房子的汽车间里，没有落实政策，她的儿子被发配到安徽一个山村，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福建工作，她已年迈，孤单一人，生活上有不少困难。聂其璧认为这不公平，决心帮助她。在盛爱颐的女儿庄元贞来沪探亲时，就用她的公车带上她们娘儿俩，直奔市委统战部。

当时市委统战部还在南京西路青海路对面的一栋老洋房里（现归春兰空调公司使用），她下车后直奔部长办公室找部长。可是统战部长那天不在，办公室的人看她来头很大，一身海外华侨的打扮，口口声声要找部长解决问题，谁也不敢得罪她，还端茶倒水好言相待。跟在后边的盛爱颐和庄元贞看傻了，因为她们多年来总是受人训斥，很久没有受到这样的款待了。从市委统战部出来后，她又带她们去市侨联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那急切的劲头，好像应当落实政策的不是盛爱颐，而是她聂其璧似的。后来在她和其他亲戚的积极推动下，盛爱颐的女儿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

1987年，为纪念和表彰周仁教授一生为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冶金研究所的花园里，为已经逝世的周仁先生竖立了铜像。在有关单位组织的周仁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上，时任上海市市长###也赶来参加，向她表示慰问。她这时已经87岁了，坐在轮椅上，由大儿子周麒推着，十分得体地与大家打招呼，一点没有受宠若惊的样子，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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