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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

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

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

入就显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

，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历史与财富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

。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

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　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

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支出

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

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

电脑、电灯，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

。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也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

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很严重，因

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

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会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历史与财富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

。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

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

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

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