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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依靠107个国家的数据验证我们的命题，我们再以1990年的新闻自由评分、1990年的人均GDP以及那时

候的法治水平作为起点解释变量，然后用这些变量来解释从1990~2002年间不同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工业）年均增长率

之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在这12年间的增长速度有差别，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两个产业的增长速度差到底

跟起初的制度因素和人均GDP有无关系。这种回归分析比2–7中所作的相关性分析更能帮助我们得到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回归分析

的结果是：1990年新闻媒体越自由的国家（或者是越富的国家），在随后的年度中其服务产业相对于工业增长得越快。因此，一个基

本的实证结论是：如果一国的新闻媒体不开放，那么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发展制造业工业，而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这一实证结果跟我

们的理论命题完全一致。

除了新闻媒体这一制度机制外，我们也可以分析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产权保护的关系。根据一国对产权保护的程度我们先把各国

分成三等份组，然后将每组国家在200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放在2–8中。2–8表明，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

业也最发达（占GDP的64。90％）；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52。47％）。前面谈到，制造

业与第三产业对产权和合约权益保护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制度资本欠缺的国家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2–8从产权保护的角度也证实

了这一结论。

2–8？产权保护与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

最后，2–9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在1980年，印度第三产业占GDP的36。6％，中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2

3。8％。但到了2002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0。7％和27。5％。同一期间，印度的第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分量增加了14。

1％，而中国的只增加了3。7％。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并没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长，没能发

挥出更大的内生增长潜能；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条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

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的制度资本优势发展服务业。

2–9？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历年占GDP比例

制度与财富

为什么强调第三产业？

说到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第三产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这么强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制度改革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

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

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

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

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

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是外

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

通过以上的讨论以及所看到的多国综合经验，我们不仅认识到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过去二十

几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没有挑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反倒更加显示出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意义所在。

制度与财富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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