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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梨主任的解说，吕书记多少有点失望。他说：“看来，要把侦查范围扩大了。”梨主任端起茶喝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书记，进药的事，就那回事。要吃这碗饭呀，办事不能不认真，但又不能太认真。”说完，他用问询的眼光看着吕兴国：“难得糊涂，难得糊涂”。

吕书记用右手的手指轻轻地敲打桌面道：“他娘的，这次，我就和他认真到底！清醒到底，清算到底！该告的不告，不该告的乱告。”

梨主任走后，吕书记突然觉得不应该对梨主任说那样的话。吕书记所能交往到的那些做药的朋友，都认为梨主任是个蛮学术的人，基本上不管进药的事，进药的事基本都是由陈碧云副主任在管。所以，代表找陈副主任的时候也远多于找梨主任，梨主任给大家的印象是个不贪但难打交道的人。

吕书记背着手在屋里踱着步，犹如当年在前线的指挥所里。吕书记对军队与地方有着太多的感慨：在地方，上下楼一住就是一辈子或半辈子，谁也不好意思得罪谁，真可谓低头不见抬头见；在军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听话就滚蛋”。在军队，大家可以用碗喝酒，脱裤子骂娘，在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真刀真枪的干；在地方，当面你好我好大家好，背后可能就是狠狠的一枪。他和老战友聚会时经常说：“在前线，我为当兵的挡子弹；在地方，有哪个当官的给我们平民百姓挡子弹？！”说到激动的时候，他会将上衣的扣子解开，让大家看他身上的伤疤——那是一次战斗中，他为救一名新兵而被炮弹炸伤的。至今，他的腰上还残留有两块小小的弹片。

吕书记觉得，这个事不管肯定不行，必须管到底。但要从这些药品目录找到“真凶”，犹如大海捞针。玻璃板下的战友合影，使他突然想起可以找战友帮忙。这些年来，他的上级，他的同事，他的下属，转业来到杭海公安系统的数不胜数。

他马上翻出战友通讯录，将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科王明华的电话找了出来。他拨通了王科长的电话：“王连副，我吕团。”王科长是吕兴国当团长时的副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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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处方》12（2）

“首长请指示！”王明华保持着部队的作风。

“今天有时间吗？我有个事想向你请教一下。”

晚上，吕兴国和王明华如约来到青春茶楼的一个小包厢。茶水和水果安排好后，王明华向服务生出示了证件，说：“我在办案，任何人都不要进来，你们放一壶茶在这就可以了。”

那倒茶水的服务生走后，吕书记一五一十地把“检举信”的前前后后讲了，希望能查到写“检举信”的人。完了，吕兴国说：“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线索，我要逼着他们把真正的蛀虫拱出来！或弄出线索来。”

王明华说：“这个案子很难弄。我插一手也不合法。但老首长开了口，我还是会尽力，配合一下。‘检举信’虽然是打印的，但他们绝不会到公共场合去打印，绝对在自己家或自己办公室打印；‘检举信’上的指纹也许很乱，但上面除了看信人员的指纹，还很可能有检举人的指纹。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取得对方最新的打印稿，和对方的指纹做比较。”

吕兴国听完王明华的话以后，后悔当初不该把那信撕烂丢掉：“咳，50岁的人了，办3岁小孩办的糊涂事。”

一大清早，吕兴国就到了江海大学黄纪委的办公室。当他提出要借阅那封有关辛飙的检举信时，黄宪说打个借条办个手续就可以。吕兴国把昨晚准备好的借条交给黄宪，连信带信封一起小心翼翼地带了回来。

回来后，他去了汤院长办公室。汤院长亲自给他倒茶：“老吕，我们办公是邻居，住家是邻居，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哦。”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可能查不出个名堂来。我心里总不踏实。”

“尽了力就行了，找不到也没办法。可不能因猜疑重新树敌。”

“院长啊，我也是这么想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增一堵墙啊。”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院长将头稍向上抬了抬，很平和地说。

“院长，我有个想法，先和您沟通。”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场合，吕书记几乎不在汤院长面前用汇报与请示一类的词。

汤院长接了个手机电话后，说：“难得难得。你这个军人，做得多说得少，今天能先说再去做，难得，难得。”面对汤院长的这个态度，吕犹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