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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见我弟弟跑了，就不想放过我，一边打我，一边骂我是“狐狸精”（因妈妈长得漂亮，他们就说我妈妈是狐狸精）的儿子，“军统特务”的崽子，把我打倒在地上。不知是谁推倒了靠在发电厂墙上的枕木，砸到我的右腿上。

枕木压在我的右腿上，当时我并没有感到疼痛，我躺在地上哭喊妈妈。这群“红孩子”吓得跑了。这时，姓赵的老婆把枕木搬掉，我己站不起来了（这里面有她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姓邓和一个女的，也姓赵；是一个上海青年，姓徐的叔叔把我抱到我妈妈身边，他老婆姓仇。在我妈妈病逝前，我妈妈问起我的脚是谁打断的？我告诉了全部的经过。妈妈一直心里怀疑是这姓徐的，打断我的脚。妈妈说她一直没弄懂，我爸爸过去对他不错，又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打断她儿子的脚。）。

妈妈抱着我的时候，我都记不得了，等我知道腿痛得不能动时，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我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孩子。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去恨他们，但我永远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后来，在我二十一岁时，打断我的腿的其中一个，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罪被判了八年徒刑；另外一个在广州被人打成残废，什么也不能做；有一个很早跟随他父亲调走了，情况不知。）我一直在想，这些“红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也许是天意吧。

（十六）医院门诊（2）

二

我的腿被打断的第二天上午，妈妈把我抱上一辆板车上，送我到医院里看。其实，像我们这类人根本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命运是什么？突然，从远处传来锣鼓喧天。一般我们听到锣鼓喧天得赶紧躲，这粗犷的喧嚣里大多有侮辱我父母亲的口号，妈妈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一队农村人的送“毛选”的队伍走过。队伍中有三四个人手捧“毛选”四卷，上面用红绸带扎了一朵红花。现在想来，大概哪些人就都是些文盲，捧着这“毛选”表示红心，天下尽有如此滑稽之事。这时的人，大多是内心空虚、矛盾，没有任何道德原则，蔑视人性，冷酷而富于狂热激情，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爱心，甚至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个人意志，以至到后来精神走向崩溃。往日的理想己走火入魔，“旧的自我”在分裂，就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潘晓所感慨的那样，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狭窄。

清晨的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露珠在阳光里闪闪发光。闪动着迷人的光彩；妈妈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地用板车拉着我和弟弟，去十五里远的医院。大板车后面跟着一个女的（她老公姓李，跟我父亲一样，都是军分区过来的），背着一把日本式的“三八”盖步枪，监视我妈妈，大概是怕我妈妈逃跑。这人个儿也不太高，面像好像本来就不善，阴阴的一副苦瓜脸，充满暴力，毫无和蔼可言。她身上显露出高人一等的蔑视，在路上没有跟我妈妈说过一句，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致后来我见到她还感到恶心。

这本身就是人类的悲哀，是对一种侮辱人的做法。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对她有种鄙夷，并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会有这种反应。

我们当年去全托幼儿园的那段山路荒废了，但新的路也一样要爬一座大山，这陡坡很长也很陡，大约去的一面有一公里多，回的一面有二公里，只是比过去的老路稍缓。

妈妈迷惘地用哪板车拉着我们兄弟，艰难地拉着上这大陡坡，在这坎坷的山坡上缓慢爬行。妈妈拉到一半多时，实在是拉不动了，这监视妈妈的女人没帮我妈妈推一下；妈妈只能要弟弟下来自己走。弟弟不肯下来走，妈妈对了发脾气，他下板车哭着跟在后面走。当时，弟弟也只有四岁，本来还是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可生活让我们过早地承受灾难。我知道妈妈除了悲伤和绝望外，还有一种虚无缥缈的希望。

这些痛苦不是一般地烙在我的心上，也叫我懂得了“人性”。正如有人说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动物，而是人。我看出妈妈脸上的伤感，一种无奈的筋疲力尽。

瑟瑟寒风吹着妈妈的身体，蕴含着一种无名的绝望，不时地从妈妈身上迸发出悲剧的光点，再次展现出具有“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这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以我的年龄来说，记住了每一次发生的事，我已经走得比我的同龄人更多更远了。

妈妈吃力地把我拉上了坡顶，她仰望天空的眼睛是忧郁的。妈妈回头看我，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让弟弟又坐上大板车。这柔情里一下子增加了几分痛楚。

这时，或许是我们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