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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秘密——你太想再确认一次、再确认一次它是不是真正值得的秘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底的事，我二十五岁，还可以在研究所混半年——这半年写不出论文来，非但得入伍当大头兵，连拖磨了四年的硕士学位也算泡汤完蛋。可是我真正关心且只愿意关心的事是红莲什么时候会再度出现。我想念她。

那是一种从来不曾从我体内浮涌而出、抵挡不住的情感——我开始想念一个人。也许我该说得更坦率一点：我想念她的身体。这种想念里绝对掺杂了一种关于遗忘的懊悔在内，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犹如忘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那样——一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躺在床上，闭起眼睛，幻想着红莲再度匍匐近前，压伏在我身上的模样。然而很快地，也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已经不能记得她的长相。一切似乎都是非常模糊而不确定的。她的长发、她的皮肤、她的躯体的每一个看来新鲜又饱满的部位，那些影像不时地会溶化成完全不同于原貌的东西。有些时候，红莲的脸会变成小五的脸，有些时候又变成自助餐店送我辣椒小黄瓜的老板娘的脸、彭师母的脸、我研究所乃至大学同班同学的脸；还有一次是家母的脸，那一次吓得我猛地坐起来，拉伤了腹肌。

可以名之为一种惊恐的，我不停地问自己：难道要直到红莲下回再突然出现为止，我都无法再想起她真正的模样儿了么？难道我的记忆力就是如此之薄弱，以致转眼便不再能看得清自己曾经那样亲近、那样狎昵的对象了么？难道我在和红莲拥抱、撕咬、纠缠、抚触的那每一个片刻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消失、隐遁，再也回不来了么？难道——最令我难受的是——难道我一定要这般牵挂着另一个人么？

整整一个礼拜过去，我只能做两件事：昏昏睡去之后不知何时醒来，醒后拎着个矿泉水的空瓶子到饮水机的龙头底下接水，再拎回房间里喝一半，剩下的一半像那天红莲所做的一样，从头顶往下浇淋，直到浑身湿滑冰冷。

最后不知道是缅甸还是越南发现了我。总之他们几个合力把我架到新庄省立医院里去吊了几瓶点滴。我还记得泰国认为我读书过于用功，以致神经耗弱，造成心因性的厌食——其实就是潜意识地想自杀，以逃避缴交论文的大限。医生告诉他：应该不会有这么复杂，我只不过是营养不良而已。马来西亚则偷偷对我说，他认为那医生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对我眨巴眨巴右眼，道：“你谈恋爱了，对不对？”我说放你妈的狗臭屁。

我在省立医院住了两天，打了十六瓶也许是糖水、也许是盐水之类的玩意儿。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医生以非常严峻的语气告诉侨生们：不可以再让我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了，得把我送回家去，让家人照料调理一阵。

就像从酒馆里打完架回学校的那一次一样，我躺在马来西亚的怀里，坐在马来西亚右边的泰国一路上轻轻拍着我的腿，叫着我的名字，只不过这一回越南坐在右前座，开车的是缅甸而非红莲。他们不让我自己坐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怕我撑不住。我身体下面垫着条大褥子，活像个婴儿——载着这个婴儿般的我，他们开了一个小时的慢车才把我送回西藏路——我不知有多久没有回过的家。

没错，我的家，西藏路一百二十五巷临街第四栋四楼公寓的底楼，隔着一百二十五巷——这巷子可以会车错驶，比一般较窄小的街道还宽绰——对面就是莒光新城了。莒光新城不知道已经盖好多久，住户似乎都已迁入，窗光鳞次，透着白、透着黄，有人家怕热不怕冷，大冬天还开着吊扇，将室内的灯光闪得忽明忽灭，打赌那一家子日后都要得散光眼。我缓缓下车、踩踩稳，扫视一圈这个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逃脱的环境，竟然有一种想要掉泪的感觉。马来西亚很不识相地搂搂我的肩膀，说：“还是回家好，对不对？”他说的也许是他自己的心情，我应了他一句：对你妈个头。他笑了，很以为看穿我的心事是件值得会心得意的事。缅甸喊了声保重，然后，四只分别来自四个国家的手从四扇车窗里朝外伸着、摇着，不一会儿转出了巷口，我依稀还听得见他们全无半点忧愁烦恼的笑闹声。

我站在红砖道上，抬手摸一下透着白光的那扇窗户外的铁栅栏——里头灯影之下坐着的当然是家父。向前走五步，我又摸了一下透着黄光的那扇窗户外头的铁栅栏——家母也仍在房里，应该已经睡熟了。我忽然迟疑起来，打从每一根骨头的深处（甚至可以说是骨髓的深处），冒上来一股异常浓重、强烈的羞赧之情来。

是的。我居然如此如此地害起羞来了，像是做了一件绝对见不得人的、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