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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身似乎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两下，随即扭回头去，伸手往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方黑色屏幕上出现了“龙敬谦”和“郑以伟”的反白字样。家父接着又按了十几个我来不及辨识的字键，又过了大约半分钟之久，那六个字在转瞬间消失，变成了另外两组三个字的姓名：“钱静农”和“魏谊正”。

“如此看来——”家父索性把那副看来像是怎么扶也扶不住的眼镜摘了，吐了一口大气，缓缓说道，“你早就招惹上这批人物了。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

40　风云渡海

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绝少向他们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间的生活细节。大部分即使是善于回忆或描述的人只会使用较多的形容词去强调当时场面的混乱或惊险，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到和想到的，可归于名词性的事物都在过度的恐惧中失落、淹没了。比方说，像彭师母那样会说故事的人在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只说风浪多么多么地大、人多么多么地挤、共产党的炮弹打得离船身多么多么地近，接下来猛里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贩来卖香蕉，那香蕉是多么多么地甜，又多么多么地便宜。大家吃了个死饱，以至于日后看见香蕉又是多么多么地倒胃口。

我在年纪还很小的时节便想像：也许有一天我长大了，得找个机会仔仔细细追问一下家父家母，他们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船？那船有多大？形状如何？买了船票吗？船票长什么样儿？航行时间有多长？舱房里的设备呢？睡的是那种美国电视影集里出现过的吊床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询问过这些，或许是关于逃难这件事家里一直有种不堪回首、讳莫如深的气氛，或许是我并不那么好奇，也或许我总以为它是唾手可得的一个人生的零碎片段而未加珍视；无论何者，家父出乎我意料地主动说起来，反而不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有着惊心动魄的史诗格局与壮丽景象——它充满了卑微、琐碎、令人不忍逼视凝思的紊乱细节。渡海行动本身显然就是摧毁人生记忆完整性的一个手段。

在开始叙述此一日后看来意义重大的仓促迁徙行动之前，家父伸手指了指“白邪谱”倒数第二行底端，也就是排在“项迪豪”之前的两个名字——施品才和康用才——接着那句“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的话说下去：“这两个人，原先是我老漕帮中的光棍，是‘老爷子’跟前的扈从，辈分不算高，可资历和声望却因为是‘老爷子’家臣的缘故而非比寻常了。”

家父一向对他曾经在帮这件事守口如瓶，忽而说了这么一大串，听得我不由自主张口结舌起来。尤其是扯络上施品才、康用才这两个名字——他们不正是徐老三那张江湖图上脚跨哥老会和“国防部”情报局两个势力范围的“两位老资格”吗？当年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顶楼上（甚至更早之前在茶园的仓库里）被孙小六打了个落花流水的不也是他们吗？

“把你和欧阳昆仑的女儿那叠子妖精打架的照片寄给我的，恐怕也是他们。”家父沉吟了半晌，抓住一只眼镜腿当摇鼓轴子似的转了起来，道：“难说他们是从你身上追出了我，还是从我身上追出了你，总之把咱爷儿俩搓成一股，想必是合情入理的。这，得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说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全省实施戒严。戒严期间除了本岛的基隆、高雄和澎湖的马公三港在“警备总部”监控之下开放船只进出之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闭。对于当时仍身在青岛的家父、家母而言，这是一道远在天涯、毫不重要的消息，他们甚至全然无从想像，一个东南方数千里之外的小岛开始盘查出入人口的这件事同他们会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日后看来至为重要的日子里，家父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其实微不足道：他究竟应该参加一个济南同乡的生日局，还是老漕帮为某重要“帮朋”所举行的接风宴。这两个应酬恰巧撞在同一天下午六点。家父若是参加后者，则必须独自前往观海山西侧、浙江路北端最高处的圣爱弥儿教堂旁某酒楼——此行极密，连家母都不可与闻。若家父参加前者，则可以携家母一同前往西镇南村路上的杏阁饭庄，之后再和那些同乡们徒步去至仅有一箭之遥的天成大戏院听戏。正由于两地相隔甚远，势难两全，家父懊恼了半日，才由家母拿定主意，谓：家父何不径自赴老漕帮之会，而由家母代往西镇南村路参加生日局，待老漕帮这厢散了，家父再往天成大戏院接家母回住处，如此安排，勉强算是两头靠岸，起码各不失礼。

孰料家父乘了辆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