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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年长宫学斌１１岁，在他身后相继夭折了两个小哥。二哥出生后取名为“福”，三年后有了宫学斌，父母便把满腔的期盼融入名字里，唤他“连福”。可惜宫学斌年幼不谙其中寓意，刚进小学的门坎，就自作主张，改名“宫学斌”。他当时想：学文学武，岂不是更有出息？借人家的光，连人家的福，算什么能耐！志存高远，这就是少年的宫学斌。

在宫学斌的出生地，相传村后有座挺大的庙宇，整日里木鱼声声，烟雾缭绕，有和尚诵经。１９５４年因修蓝烟铁路，被外来的文明轰然推翻。“祝家庙，祝家庙，拾掇拾掇一小瓢”，这个被人们戏称如此之微的小山村，只有２９户人家。其中杨姓和孙姓各１户，余下的２７户都姓宫。

这里自古人穷地瘦，直到解放前夕土改复查的时候，也没有出过１户地主。也许因为宫姓人氏占全村姓氏中的大多数，宫学斌没出五服的家族中一位名叫宫温的人，在解放前担任了村里的保长。“但他没干过坏事，只是跑跑颠颠，为人也不臭。好多年以前，我就指名道姓把他的儿子安排在龙大公司工作。”宫学斌后来有一次如是回忆。

自宫学斌父辈上溯，宫家世代为农，土里刨食。到了宫学斌父亲这一代，虽说一颗汗珠摔八瓣，已经置下属于自己名下的三亩七分山沟薄地，但生逢乱世，也难及温饱。因为祖辈清贫，宫家三代没人进过学堂，考过秀才，中过举人，更无一人名见经传。

祖上没有人物，世世代代是清一色的农民百姓——这就是宫氏家族的历史，也是宫学斌的先祖们留给他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

正是拥有这样一笔财富，宫学斌从孩提时代起，一切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辨能力，都是让生活来直接传授的。有一年谷雨过后，正值青黄不接的时节，宫学斌跟在父亲宫良的身后，走一步，跑两步，嘴里哼着“麦子黄梢，饿得磕跤”的民谣，从外村的亲戚家借了２升胡秫，回家来倒在碾盘上，吱吱扭扭碾压起来。

磨道虽短，却有转也转不完的圈儿。２升胡秫碾压过半，一伙溃不成军的“国军”散兵破门而入，骂骂咧咧地把正碾的胡秫从碾盘上扫光，连同还没碾的，不由分说全都抢了去。２升胡秫在当时就是全家人的命啊！一家人守着一无所有的口袋，顿足捶胸，哭天抹泪。年幼的宫学斌没有哭，只是睁大惊恐的眼睛，把这一切默默记在了心里。

“人之初，性本善”，宫学斌的童心并未泯灭，社会的不公平和战乱给他带来的只是心中那偶尔的阴雨。当云开雾散，雨过天晴，他心中自有一片灿烂的阳光。“年龄七八，上房揭瓦。”这个岁数是人一生最难约束，也是最调皮的年龄段。

因为家境清贫，上不起学，胶东农村那传统的村头游戏，便成了宫学斌汲取知识养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学堂。打瓦、磕茧、跳房、弹蛋儿、踢毽子、抽皮猴、捉迷藏、“打皇帝”等等，是他和小伙伴们常做的游戏。在这些游戏里，宫学斌最得心应手、最钟情、最感到痛快和过瘾的便是“打皇帝”。

“打皇帝”的游戏规定人数最少四名，其中设“皇帝”一名，“犯人”一名，“衙役”起码两名以上。其规则是：将假“皇帝”的砖头置于最远最难以击中处，“衙役”则放在较近较易击中的地方。最终，凡是既打不倒“皇帝”，也打不倒“衙役”者，便是倒霉的“犯人”了。

游戏开始前，先以“手心手背”和“包袱、剪子、锤”的方法决定比赛次序。当名次决定后，那些平素保守又胆小的参赛者，往往采取保险系数最大的做法，首先去击打假设“衙役”的砖头，如此是担心一时的失手而沦为“犯人”。

但宫学斌从来不这样做，不管按名次排序先打或后打，凭借自己的技艺和胆量，每次出手只打“皇帝”，经常如愿以偿。只要做了“皇帝”，他便约定俗成地按游戏规则，充分施展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会儿喝令众“衙役”将“犯人”扭胳膊按头，押上堂来，厉声审问；一会儿命“衙役”用“揭纸”和“弹吧”等等各种刑法拷打。每每把“犯人”折腾得大呼小叫，连连告饶才作罢。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大赦，手一挥，免除对“犯人”的所有刑罚。

第一章　明月几时有（2）

宫学斌在尽情享用“皇权”的游戏中，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想象力，宣泄了内心的潜在能量，从而得到了最大的愉悦和满足，同时也在小伙伴中赢得了无限的敬畏。

随着社会战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