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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性的性兴奋，集体发作的窥春癖，在无性的严肃表情方面，实在有一种与性的曲折联系。性本身受到压抑，而在窥测他人隐私、干涉他人自由、剥夺每一种独立意志的行动中，压抑了心性本能获得快感的满足。

作品中有几组不同的时空组合，彼此形成对比，在中国北京，欧美大陆城市，在我与毡巴的同Xing爱（多少带有施虐性质），我与革命一代的情人，与现在妻子或对立、或和谐的Xing爱组合中，作者开拓出一个广大的描写领域，而我与×海鹰的关系最明显地表现出了精神与肉体的敌对关系。她是正面人物，我是被帮教的后进青年，流氓，这种角色的发展终于进入了性的对立状态：×海鹰等着我去强Jian她以表现出自己经历严刑拷打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但我与×海鹰两个人与这种角色的指派定义实际上不相符，她并不是受虐者，我也不是施虐狂，这样，两个人的性关系只能有性而无爱，灵肉分离，肉体上成功而精神上失败的状态。这一情境对既往那种无性的革命文学传播的性意识是一个有力的揭示，即两性间的肉体行为只属于敌我双方、施虐与受虐范围。既然在一系列小说、电影、英雄传说中，只有严刑拷打才涉及肉体与肉体的接触，只有日本鬼子、汉奸才强Jian妇女，那么，性茭便只有一种可能，它联系逼供与受刑，施虐与忍从，鬼子与革命者。无论哪一种形式，它唯独不可能是男女之间的自然交融，意识形态角色的化入把性的自然状态变成了政治行为的模仿。我与×海鹰是革命时期那种虚构的有害的性意识的牺牲品，而虚构的被政治毒化的性意识，这恰恰是乌托邦现实的一个特征。

我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显示的是一种向自然归趋，但仍无法融洽的男女之爱，是一个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有爱而身体无法融洽的另一种灵肉分裂状态，这包含了生理的成长经验。这种生理的性体验与人物在政治上的幻灭感（对小孩来说，是英雄感的幻灭）相融，延伸出情爱关系的不同意义，它是游戏性的安慰，但又是无可奈何的、不合适的安慰。这一处境实际上是乌托邦政治中人的处境的象征。政治中的人只是些玩偶，所有的战争、光荣、失败全都是玩偶之间发生的事。它们是那样不真实，犹如我与姓颜色的大学生的无性之爱。

我对×海鹰不断交代我过去的“恶行”，这时，叙述常常变成一种童年及其少年心境的回忆，这种回忆本身，又成为观照革命时代的乌托邦性质的特定叙事视角。在这里，包含了王小波处理历史现实内容的独特方式，他不是模仿，不是再现，而是重构。革命，对于一个向往神奇、向往创造发明的少年人来说，是一场狂欢节、一个巨大无比的军事游戏，他热情无比地制造弹弓，投石机，参与把自家所在宿舍楼改造成一座铁蒺藜的军事行动，这样，“伤痕文学”中出现的悲剧情调，《枫》一类作品中描写过的攻楼、应战、战斗在这一视角里全都丧失了庄严，暴露出来的是荒谬滑稽，连同死亡也是滑稽的：一丈长的矛枪刺穿了一个人，这景象便是人在地上旋转，“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呢’地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瞧着罢，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由于这种在场又游离于现场的少年视角，革命本身也被还原了其游戏性质。它是政治家的虚构，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就是游戏般的虚构。它让一些文质彬彬的文科学生穿上自制盔甲如同“王八人立起来”，像中世纪的骑士一般为了国王而进行械斗。在这些滑稽反讽的意象和比喻中，再度强调了乌托邦的含义，没有悲剧发生，有的只是游戏动作？；一切进攻或退守、战斗或牺牲，一点意义都没有。无意义就是这个革命的意义，也可以说它的悲剧不在它所包含的故事和角色，而是在它自身。

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3）

王小波的作品是耐读的，他作品的表层叙述常常是佯谬的，思想之机锋隐含在未说出的大量潜台词中，它诉之于读者对幽默感的领受、回味。我觉得，作家突出的才华是在他训练有素的思辨力和想象力。前者见之于他作品中大量奇思异想的议论，对某个荒谬情境的反复分析，直至其荒谬性穷形尽相，无所逃遁。例如他所写到的“磨屁股”、“革命时期对性欲的影响”，关于漂亮所导出的“很复杂的伦理问题”，“忆苦报告中地主老财的屎橛子”，其中罗列出的逻辑推理及事实演绎过程，常常把革命时期里常见的生活场景，概念表述的荒谬性推向极致。与此同时，他随时引入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各种文体，名人名言，作为论理、引喻，或以质疑、反诘造成对比。这些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