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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有句广告词，估计不少人都能背下来：“我挑神州行的卡，这和找饭馆一样，一条街上，哪家人多我进哪家。”有人排队的地方，当然显得人特别多。许多人都有从众心理，而且物以稀为贵，越是供不应求的东西，人们越喜欢抢购。限量供应或把规模变小，就是有意制造出供不应求的局面，以保持旺盛的人气。无论做一番什么事业，人们总想把它做大做强，其实如何做“小”也大有学问，小到极致便是艺术。

左宗棠的立足之道

2000年初，美国《新闻周刊》刊载了最近1000年间全世界的40位智慧名人，中国人占据三席：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成吉思汗，第三个是左宗棠。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同为晚清三大重臣，虽然同朝为官，但是三人的为官之道和性格却大相径庭。曾国藩是中国最后一个理学家，一生为官清廉，谨小慎微，时时反省，严于律己，功高震主却能全身而退，这种性格放在哪个时代都堪称完美，这也是其处世之道备受世人推崇的最大原因。李鸿章适应能力极强，左右逢源，慈禧太后喜欢他，洋人也喜欢他，他屡战屡败，一手创办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却依然游刃有余，屹立不倒。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由此可见，在晚清的腐败政府中，李鸿章的投机性格最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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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命交给自己（3）

反观左宗棠却是个直性子，不肯趋炎附势，敢于直言，甚至数次上书弹劾重臣曾国藩。他的为官之道并不讲究策略，而是个性使然。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左宗棠年轻时穷困潦倒，屡试不第，但他并未因此消极厌世，反而发奋努力，积极准备。新婚之时他写过一副对联贴在新房：“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直至40岁，左宗棠才开始步入仕途，大器晚成。

众所周知，晚清官场的贪污腐败已成为普遍现象，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当时黑暗政治的最真实写照。而左宗棠性格耿直，痛恨腐败，不愿同流合污，以当时所谓的潜规则来推断，晚清官场并无他的生存土壤，他更不可能会有多大的作为。可事实恰恰相反，左宗棠始终受到重用，而且官至一品，荣耀至极。那么，左宗棠究竟凭什么立足呢？他凭的是能力，因为有些事情必须由他去做，别人无法取代他。虽然也有人曾想过不用他，可是不用他的结果事情会更遭。

咸丰二年（1852年），左宗棠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张亮基对他绝对信任，几乎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他。可是好景不长，半年后张亮基调走，左宗棠也随之退出幕府。不久，新任巡抚骆秉章上任，当时正值民变四起，骆秉章难以应付，只好三顾茅庐重新把左宗棠请出山。“国家固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就由此而来，此话固然有夸张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左宗棠的做事能力和不可替代性。

左宗棠一生做过不少实事，至今仍有迹可寻。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造船厂。他任陕甘总督时办厂兴业，创办了兰州机器制呢局，这又是一个创举，有人戏称这是最早的西北大开发，新中国成立后的兰州第二毛纺厂，就是在这个厂子留下的两台顺毛机的基础上办起来的。左宗棠还在西北大力治理生态，他的军队同时就是一支义务植树大军，部队开到哪里，绿树就种到哪里。时至今日，当年的“左公柳”早已绿树成荫，福泽后人。当然，左宗棠一生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是他率部西征，收复新疆。

1864年，新疆爆发武装叛乱，中亚浩罕国的阿古博乘机入侵，沙皇俄国和英国也趁火打劫，都想利用和控制阿古博，借机侵略中国。面对边疆危机，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几年时间，阿古博已经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区，沙皇俄国侵占了伊犁。

看到大片国土沦丧，西北形势岌岌可危，左宗棠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他毅然上书，主动请缨收复新疆，他说，国家边疆危机之时，我决不能告老还乡，誓与侵略者抗争到底！可是，左宗棠的上书却遭到了李鸿章等人的强烈反对，围绕新疆问题，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并由此引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