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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08年2月4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这幅照片的，它为一篇关于中国雪灾的报道所配，照片的说明是“一对夫妇星期天坐在离开广州的火车车厢中，仍有上百万人无法归家”。照片单色印刷在新闻纸上，色彩与更清晰的细节都消失了。但是在那光滑的、除去“当心滑倒”的图标空无一物的车厢中，他们被定格的神情却穿透了纸面与时间。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格兰特·伍德那张1930年的画作《美国哥特》。手持干草叉的父亲与女儿站在木制的歌特式房前，他们神情僵化，充满了自我保护的紧张感，或许还有宗教带来的压抑感。他们的表情演变成了传统生活在面对巨大社会转变时的矜持与无奈。

我不知道那对火车上的夫妇叫什么，多大年纪，从事什么工作，来自何方，有什么嗜好，他们如何相识、相爱、结婚，对未来又有什么憧憬……他们应是在遍布在珠三角地区的工厂中的一对普通的打工者，或许在广州火车站的寒冷与饥饿中已经困了好几天，最终还算幸运，踏上了归乡的火车。

这对夫妇还让我想起了那个叫杜登勇的年轻人。他一头直直的黑发，面孔长而瘦，眉毛浓密，眼窝稍有一点儿下陷。当《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京珠高速公路隧道遇见这个24岁的打工仔时，他已经行走了18个小时，发梢上是雨珠，脸冻得通红，裤腿湿透，身上已经没有吃的了。他于2008年1月27晚10点从深圳出发，步行400公里前往湖南株洲寻找他的女友——大雪中断了交通。

这场席卷中国南方雪灾的新闻，是缓慢地进入我的视野的。我记得2008年1月27日早晨7点在北京机场，我要飞往广州，再前往东莞参加会议。机场像是火车站那么喧闹，我没意识到春运已经开始。几年来，我习惯了机场变得越来越拥挤。一个社会开放的过程，也是流动性不断增加的过程。1978年之后的变革之旅，也是中国人试图摆脱僵死的限制的开始。自由的流动性成了集体性的渴求。人们从铁饭碗跳入了市场之海，从寒冷的北方来到了温暖荒芜的海南岛，拥挤在美国大使馆前试图获得一张签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流动的规模与速度进一步提高了。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信息技术的崛起，中国被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全球性的社区中，广泛的流通与高速度正是这个全球社会的首要特征。于是，一方面“中国制造”的货物被运往各地，中国的商人、学生、工人、旅游者，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伴随着中国人与中国制造的产品涌向全球，中国社会内部也进行着令人生畏的移动。不断延伸的铁路网、公路网，将中国那些丘陵、平原、山地连成了一片，航班总也满足不了需求，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再新建97个地方机场……人群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上流动着，这其中最庞大的是来自内地乡村的年轻人。他们没受过太多的教育，除去青春与体力，没有太多可以依赖的。他们前往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生产鞋子、玩具、微波炉、电脑芯片……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90年代之后令世人震惊的“中国制造”的缔造者。那对表情漠然的夫妇和过分倔犟的杜登勇，是其中再常见不过的面孔。

雪灾（2）

1月27日清晨的北京机场乱作一团，不仅因为人流太多，更是因为机场那迟缓和漏洞百出的工作方式。检票员漠然地看着我的身份证，无精打采地敲击着键盘，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把黄色托盘取来，放在传送带上，再将我的旅行包扔进去。在裹托运行李条码带时，他似乎太厌倦这工作了，那张窄得像是刀片的脸一直紧皱，他甚至懒得将旅行包已经松开的两个带子并在一起，而只是将条码胶带向其中一条上随便一卷……排在我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这位仁兄脸上的倦怠从未消散，按照我的估计，他的速度大约是香港同行的1/4。

和我一起乘飞机的三十几位同事中的一半眼睁睁地看着起飞的时间到来，却无力挤到柜台前。其中最可怜的一位已办理好了登机牌、进行了安检，在他排队等待用洗手间时，飞机悄然起飞了，机场广播忘记叫他的名字了。

东莞比往年更寒冷，小雨一直下个不停。1月29日早晨，《东莞日报》的一版新闻是东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已达到3万人，市领导正在说服人们就留在本地过年。我住在有着大片草坪和宽阔的马路的新兴工业区，看不到东莞市区的喧闹。过去20年中，这里被视为中国工业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