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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干扰；所以，观察者所经验到的，只有不可逆的过程，而通过取其发生次数的平均概率，不可逆过程便与熵的增加联系在了一起。如此一来，熵的理论便成了概率计算中的一章，我们已经以统计学的方法取代了精确科学的方法。

显然，此一事实的重要意义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跟编年学一样，统计学是属于有机的范畴，属于流变的生命、属于命运和偶然，而不属于定律的世界，也不属于没有时间的因果原则。如人们所知道的，统计学尤其适用于描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即是说，适合于描述历史的发展。在伽利略和牛顿的“古典”力学中，统计学是毫无地位的。而现在，突然之间，要想理解那一领域的内涵，或者要想使那一领域的内涵变得可以为人所理解，只有经由统计学的方法，只有在或然率的观点下——而不能在巴洛克思想家一致主张的先验确定性的概念下——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对象其实正是我们自身。在这种情形下，“被认识的”自然，即是我们经由活生生的体验所了解的自然，即是我们在我们自身的生命中所体会到的自然。而理论所断定的东西（以及存在本身必须断定的东西）——即是，这一理想的不可逆性在现实中决不会发生——只不过是陈旧的严格的理智形式的遗骸，是与对位音乐构成为一对孪生姊妹的伟大的巴洛克传统的遗迹。但是，诉求于统计学的方法即以表明：那一传统所规范和赋予效力的力量已经耗尽了。生成与既成、命运与因果律、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等要素开始混淆在一起。有关生命、生长、衰老、方向和死亡的各种公式，也都奔涌而出。

从这一观点看，这就是世界过程中的不可逆性必定意味着的东西。它不再是物理的“t”（时间）的表达，而是真正历史的、内在地体验到的、且与命运同一的时间的表现。

巴罗克物理学从里到外是一种严格的体系，只要它的结构未受到此类理论的打击，只要它的领域绝对地摆脱了那表现偶然和纯粹或然性的任何东西，它就还是这样一种严格的体系。但是，一当这些理论出现，它就变成了观相学的。“世界的过程”由此被展现出来。世界末日的观念带着其本质上不再是公式的公式面纱出现了。某种歌德式的东西进入了物理学——如果我们了解了歌德在《色彩学》中对牛顿的激烈反驳的深刻意义，就能认识到此处所意味的东西的整个重要性。因为在这里，直觉的幻想在反驳理性，生命在反驳死亡，创造性的意象在反驳一成不变的定律。自然知识的批判性的形式世界作为被唤起的对立面从自然感受、上帝感受中产生出来。在此，在文化晚期的终点，它已抵达了最遥远的距离，正在开始返回家中。

因此，又一次，在动力学中作为效能的意想的力量以它的魔法召唤着浮士德式的人的历史激｜情的伟大象征，即关切——那是对最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展望，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性的研究，是一种预见的状态，是自白和回顾，是响彻我们所有的乡村并度量着生命之过去的钟声。时间一词的时代精神总指向一个目标。这种时代精神，只有我们能感受到它，只有器乐能传达它，而雕塑艺术就不能。而它的这一目标在西方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生命意象中都有体现——如第三王国、新时代、人类使命、进化的结局。并且，它在熵中也有体现，即作为所有浮士德式的“自然”注定的终结状态。

方向感，作为过去与未来的一种关系，已经暗含在神话式的力的概念中，而这个教条式的形式世界整个地就依赖于这一概念；同时，它将在对自然过程的描述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因此，无须赘言，熵作为无数自然事件借以聚集为一个历史的和观相的单位的才智形式，从一开始就整个地为一切物理的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当它一出现（它注定会在某一天出现），就作为科学归纳的一个“发现”扬言获得了来自物理学体系的所有其他理论要素的“支持”。动力学在接近其目标时越是耗尽它的内在可能性，其图象中的历史特征就越是决定性地走到前景，命运的有机必然性就越是坚定地与因果律的无机必然性相并而行，方向就越是要与纯粹广延的因素即容量和强度一决雌雄。这一过程的经过情形，已由一系列属于同类的大胆假设所显现的外观标示出来了。这些假设表面上都只是由实验结果得出的，而事实上，早在歌德时代，浮士德的世界感和神话就已经想象了这些假设的出现。

这尤其体现在有关原子裂变的古怪的假设中，这一假设可以解释放射性的现象，根据那一假设，铀原子虽在所有外力作用之下，却能保持自身本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