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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服务。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责任，对我们的需求，也是我们的使命。

国内有人把我称作“知美派”，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评价。与此同时，美国等国际政界、学界、媒体的一些人把我定位为“对美强硬派”；而国内有些人却更愿意把我这类研究美国的人定位为“亲美派”。“知美派”是对我的肯定，认为我对美国的看法等都是有依据的，还是了解美国的。“对美强硬派”，主要是美国外交界、使馆、军方，以及亚洲的外交界、欧洲驻华使馆界，包括一些媒体对我前几年的一些评价，也符合当时的事实。整个90年代的多数时期，中美关系一直吃紧，中美关系一直是斗争为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服务于中国政府的一个研究者，我的立场、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我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我的情感也是我的立场的反映，我那时候讲出一些情感上稍嫌极端的话是很正常的。我性格比较直，很多时候说话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想法。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

“亲美派”的称呼则是出自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因为我总在讲事实，而不是跟着大众的情感潮流走，不高喊口号，在社会中处于非主流状态。其实，“亲”什么国是社会上很多人对不少国际问题专家的误解。具体到我，在爱国方面我敢说我做的不次于任何人。我碰到的情况、抉择，任何一个人碰到，我不相信会做得比我更爱国。在大家都不回国的时候，我回国了。爱国不是高调，而是需要来点实际的、具体的行动。我跟美国联邦调查局作斗争保护国家，有多少人能做到？所以，不要比谁更爱国，这个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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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5）

要说亲不亲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肯定亲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之间，一定要我选，我可能会亲美国一点，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过，对那里的了解多一些；现在每年往那跑的次数最多；那边的朋友多，文化熟悉，而且有些东西让我欣赏。所以，我不掩饰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中我最喜欢美国。

回归中国传统

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来清华以后，在清华执教的课程主要是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这一时期，我的研究方向、兴趣都有了一些转变。其中，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问题等。

直到三四年前，我发表的文章、我的内部报告、我写的书的主题都是中美关系。我最初的关注点是美国。硕士时虽然研究苏联，但我的基础，我的语言能力，我的兴趣，我了解得多的还是美国。长期以来，也是因为需求导向，就我们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来说，我们更需要了解美国，更需要和美国打交道，美国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工也是这个。但是，现在已经有所改变。我鼓吹一个观点（现在还没有被多少人接受）：美国现在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我认为这是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增长，是靠国内市场。再有，中国重要的国际日程基本都完成了。以前美国重要，是因为我们要加入国际组织（联合国、世贸组织），要办奥运会，美国是必须过的一关，但现在它已经无奈于我们。另外，我们在缩小与它的实力差距，我们可以自主发展，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有它的那些市场、技术更好，但没有也不是绝对不行的。

人的本性总是求新求变，但不是见异思迁。做事也要求新，在不变中有变。不变的是我仍然搞国际关系，但是各个时期的重点不一样。中美关系重要，但假如我自始至终就只搞中美关系，我可能也会觉得无聊，这中间创新的东西也不会太多。所以我要在大的领域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开辟新的、小的领域。我会不断去找新的兴奋点。因为世界在发展，中国在发展，需求在变化。我认为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中国学者研究国际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中国，这不是事先的设计，而是原先就存在的一个逻辑，这也是从美国学者身上看到、学到的。像斯卡拉皮诺、哈利·哈丁（Harry　Harding）等，他们研究亚洲，研究中国，但最后都是落脚在美国，为美国服务。我们也应该这样。而且，从情感上讲，这也是必然和自然的归宿。我们研究国外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所以，虽然美国仍然是我研究中最基本的，或说是主线的部分，但是，中国问题的分量一直越来越大，包括中国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文化、对外关系等，关于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多。现在，我和我的一个博士生在写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