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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夹入一首自抒胸臆的情诗，看这首诗会落到谁手上。唐代真是诗歌大繁荣的朝代，连宫女（她们通常是没有文化的）也能写诗，并能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使用诗这一手段。

最后，特别应该注意唐玄宗的态度。当此事逐级汇报上来之后，他并不是严厉追究这位多情而有文化的宫女的“思想作风问题”，却是“深悯之”，并下令让这宫女和领到有情诗的军衣的士兵结婚。在这故事中，玄宗的态度表现出对人性、人欲的理解和尊重。这对幸运儿的结合，哪怕只是玄宗的故作姿态，也将对戍卒和宫女们产生很好的心理慰抚，“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何况真有绵衣在身呢。

人欲：早期儒家所持开明态度（7）

宫女问题谈过之后，我们转而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寝室。在这一小节里谈及寝室问题，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不然。寝室问题不仅与古代中国人对男女大欲的传统态度有很深的内在联系，而且古代中国人的性行为、性心理也与此直接有关。

古代中国人男欢女爱的寝室，普遍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私密性很差。关于这一特征，似乎尚未见正式的研讨论述；古人在这样的寝室中生活了数千年，视之为当然之事，自然也不会留下专门论述。但是这一特征至少能从两方面得到证实，一是现存古代建筑的实物，二是古代小说中的有关描写。

从现存古代建筑（主要是明、清时代留下的）实物看，古人的寝室与作其他用途的房间相比，私密性没有什么区别。寝室的正面通常是一长排落地长窗，这些窗（也可以称为门扇）用木料做成，下半部由木板封住，上半部是镂空的花棱，用纸糊住，这样可以不透风并采光。室外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窥看室内情景（比如旧小说中常见的用手指蘸唾沫将窗纸湿一个洞）。同时，这种房子的隔音效果几乎为零，窗外的人可以听见室内的各种响动。常用的古代成语“外有耳”、“隔墙有耳”等，正是古人居室缺乏隔音效果的反映。

寝室的构造只是文化观念的外在产物，更重要的是室内之人的活动方式——屋子的构造是与这种方式相适应的。对生活在都市中的现代中国人来说，性生活，哪怕是夫妻之间完全合法、健康的性生活，也必须保持高度的私密性，绝对羞于示人。现代的楼房住宅很好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当卧室的门关上之后，室内几乎成为全封闭式；一面虽然有窗，但窗外往往是自家的阳台，而阳台只有通过卧室才能进入；主人又会用窗帘将窗户遮掩起来，以免对面楼房的人窥视。现代单元房的隔音效果与古人的居室不可同日而语，只要关上门，一般来说做爱时的昵声爱语和其他响动都不可能传入邻人之耳。而在某些住房紧张的大都市，由于两三代人同居一室，青年夫妇因害怕同室之人听见而不敢忘情欢爱，压抑久之，竟至产生各种性心理和性生理的障碍或病态。所有这一切，基本上可以说是近代欧风美雨大举东渐的结果，古代中国人则大异于是。

在古人寝室中，除当事的男女之外，另有丫环之类同在室中是常见的。这些丫环侍妾——她们有时也会被男主人收纳为性配偶——即使当男女主人做爱之时也往往需要随侍在一旁，担任端茶送水递毛巾之类的杂务，许多春宫画中都描绘了此种情形。此即古时“侍寝”之遗俗，如男主人地位尊贵，则侍寝之女更多，比如前面提到古有天子“九女侍寝”之说；又如《楚辞·招魂》中“二八侍宿，射递代些，九侯淑女，多迅众些”，所述也正是众女侍寝的状况。由侍寝之俗，又直接引导到西方汉学家所谓的古代中国人“性活动公开化”问题，我将在后面讨论色情文艺的那一章中再详谈此事。

寝室中既然在男女主人做爱时都可以有他人在侧，那么这样的寝室当然不必保持很高的私密性。因此当一对男女夫妻恩爱或偷情幽会之时，旁人也就很容易去偷看或偷听。古代小说中经常写到这种情景，比如《金瓶梅》第八回、第十三回、第二十三回；《金屋梦》第二十三回等等。不少传世的春宫图都描绘了不同的窃听或窥视男女做爱的场景。西人性变态理论中有“窥淫狂”（voyeurism）一说，如考虑到古代中国人寝室的情形及有关的观念，应用起来恐怕要作相当的修正（我在另一书中将详细讨论此事）。直到20世纪的中国农村，还常有所谓“听房”——村里的孩童或好事之徒到新婚夫妇洞房窗下去偷听他们如何倒凤颠鸾。若是新婚夫妇混沌未开，不谙风月，甚至可以安排“明房”——让他们当众性交并加以指导。此外，古代中国人寝室中的床也与西方迥异。中式的床高而且大，四面可用帐幔之类封闭，形成一间小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