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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里，劳累一天的庄户人家，晚饭常常不起火，凑合一顿，从井里挑来一担净吧凉水（乡亲们这么叫），然后，在院子里放上自家用麦秸编的草苫子，一家子人或躺或坐，吃着秫面饼喝着净吧凉水，很快就有乡邻过来串门，谈天唠嗑，家常理短，直唠的孩子们都在草苫子上呼呼地睡去。

庄稼人就是靠秫面饼打发着不该打发的日子。

如果说庄户人家每天早晚的主要干粮是秫面饼的话，那么，百姓们中午最爱吃的是捞面条，白面，年轻人摸不着吃，留给老人有病有灾或是待客（读qie音）时吃，有时吃杂面条打卤面，但那时绿豆很少，百姓们吃得最多的还是包皮面，所谓的包皮面主要的还是高粱面子，和面要活两种面，先活少量的白面，再把高粱面里掺上榆皮面子用开水和面，这样为的是让高粱面有劲不发散，用少量的一剂白面包住高粱面，象擀饼似的把面团擀开，成饼状，薄厚适当，对折，切成条状，虽说是掺了榆皮面，面的劲儿不够，所以要比现在的白面条宽些，才不至于在锅里煮烂，煮出来的面条红白相间，配上鸡蛋卤，男人们每人一个大海碗，一顿吃三四碗，相邻的几家，在屋后的房凉里扎堆，噗噗噜噜，吃完一大碗回家去盛，不一会又端出一大碗；妇女们常常是边吃边说笑，面条做多了的人家，便让午饭没吃面的人：“家里捞去，有富余！”其乐融融。

在这里顺便提提榆皮面，因为，那时高粱面是主食，相伴而生的便是榆皮面，榆皮面是把榆树皮晒干（最好的榆皮面是用榆树根的皮），然后，在曝晴天的中午上碾子去推，压烂，用细罗罗。因为榆皮面粘，如果不在日头最毒也就是晒得最干的时候去轧，榆皮面不好筛下来，那时，高粱面没劲儿发散，家家不得不往里掺粘糊的榆皮面，所以便有了榆皮面贩子的兴旺，他们走街串巷，每当筭声响起庄户人便知是榆皮面贩子来了。榆皮面贩子手中的筭是用几块铁皮依次钉在尺把长的竹板上，和走街串巷刨笤帚的小贩用的是一样的；只是发出响声的长短不同，就像卖豆腐和卖香油的同敲得是梆子，但庄户人家从频率上就能分清楚。

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想起那时的乡下和乡下那些高粱面做成的饽饽，进城几十年了，始终不能忘怀。现在乡下人也已不再吃粗粮了，高粱也种的很少。城里的大饭店里说是有秫面饼，但它已失去了其纯正了，缺少了庄户人家扎堆吃饭的那种氛围。

上学记

儿子上学了，我很高兴，过了几天后我问儿子：你们学唱歌了没有？儿子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们学唱《国歌》了，还学了《种太阳》，我听后很惬意，我问儿子一人站在台上不害怕？儿子天真地说：不怕。随后的几年我对儿子的音乐课格外地关心，为啥哩？倒不是我想让儿子长大后成歌唱家，赚大钱，这委实与自己童年时的一段经历有关。

“*”中，由于父母深恐保定地区各派武斗的残酷，在一个深夜举家逃到了我的姥姥家，那是在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子，这里的武斗要好些，我们全家便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以其形势的好转，没想到一住就是几年，我便在这里上的小学。

村子不大，学校也小，几间连间的砖房（砖挂面的）算做教室，老师只有一个，五个年级的学生全由他一人教，没有桌椅板凳，学生上学时从家里带小板凳，垫着膝盖写字，每个年级分两排竖着而坐，老师每天一个一个年级地依次上课，老师忙，累，而每个年级又相互干扰。我是一九六八年上的小学，那是我们全家的户口不在乡下，为了我的上学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关键是村上无人做主，原先的村干部被打倒了，造反派只顾造反，为此，我晚上了一年的学。

那天，母亲领我去的学校，那时学校正在搞极左的那一套，规定每天早上进教室前必须站在门口外朝着迎门的领袖像唱一首革命歌曲，我和母亲不懂，被几个把守门口的学生们拦住了，不唱歌不让进，这其中有我的表姐，我天生地胆小，而且又不会唱歌，便躲在母亲的身后发憷，母亲便去求自己的侄女，表姐绝对地守纪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