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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冯钟璞去接。我们在清华门口等着，忽听见有人问：“是六姨吗？”我扭头一看，是一个姑娘，觉得这可能是钟璞。我们当年分别时，钟越还是个小儿童，钟璞还是个小姑娘，现在，长这么大了。钟璞其实也不认识我们了，只是看见这两个人穿的是解放区的破棉袄，就试着叫了一声，就把我们接到了。她引着我们走进清华园，一路上热情地问长问短，把我们接到了家。

三姐的这个女儿，聪明过人，修养很好，真是个才女，多年以后成长为著名的作家，笔名宗璞。她一直对我很好，有事儿常和我商量，到现在还给我订健康杂志。逢年过节，我们总要相聚。她的丈夫蔡仲德是位学者，建立了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前几年因癌症去世了。现在，她的女儿冯珏很孝顺母亲，有时也陪着她来和我相聚。钟越后来成长为科学家，是我国飞机强度专家，也是开创者，在歼８、歼9等多种飞机设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光荣册。他长年在黄土高原工作，到北京时，也来看望我。可惜五十一岁就病逝了。三姐的大女儿钟琏在西南联大读的外语系，后来做了中学教员，“*”没结束时就去世了。三姐的大儿子钟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从军抗日，参加了滇西反攻战役，后去美国，留在了那边，成为工业锅炉专家。近年常回国，每次也都来看我。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2）

钟璞在清华门口接我们那天，三姐夫芝生兄也在家等我们，大家一起吃了饭。芝生兄在学问上是一代宗师，但平常话不多。那天却问了我们好多延安的事情，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讲，很有兴致。后来，三姐三姐夫又进城来看我们，在前门大街请我和一达吃烧麦。在饭馆里，旁人都看着奇怪：一对衣衫整齐的文化人夫妇，怎么跟一对穿着解放服、腰里扎着皮带的土八路夫妇，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跟三姐一起安葬二姐后，我和一达留在北京，工作未定，就带着儿子延风、女儿乔乔，去清华乙所三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住在那儿，所以我们在延安的原单位的人，邓泽、张一然等，也就都到我三姐家串门，来看我们，还在那儿高兴地玩，跳舞什么的。在清华三姐家住着时，梁思成先生听芝生兄说我们是从延安来的，就要跟我们见面，约了时间到三姐家来。我们知道梁思成是一个搞建筑的大专家，一见面，却是一个特别平易的知识分子，说话客气得很。梁思成问我们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房子，可是我们只知道毛主席住窑洞，答不上来，弄得他挺失望的。我们多年在陕北钻窑洞，显得很土。那时三姐家有一个电冰箱，我看着特别新鲜。当时北京城里没什么电冰箱，清华园里也只有这一个。那是芝生兄在1948年从美国归来时带回来的，后来捐给抗美援朝志愿军了。

我们还在城里白米斜街3号住过。那也是三姐家的房子。当时，我们住前院，闻一多先生的夫人住在后院。芝生兄和闻一多是相交多年的好友。闻一多被暗杀后，清华大学不再给他夫人提供住宅，冯友兰就邀她带孩子住在白米斜街了。三姐曾带着我，穿过狭窄的侧夹道，去后院看望闻太太。我父亲因二姐去世来北京时，也在那里住。那之后，我和三姐一起，随父亲回了趟新蔡老家。

不久，一达和我的工作分在了北京，我开始上下班了。但在天津做领导工作的黄火青同志，想调一达到那儿去工作，我们就去天津了。三姐和钟璞到前门火车站送我们上了火车。我们到天津后，三姐曾提着一大坛子她自己做的江米酒，专门从北京跑去看我们。她知道我特别喜欢吃江米酒。

过几年，组织上让我们出国工作，我们就把孩子留在了北京。我那时已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明明我带出国，三个大的，就由三姐做监护人，另外一个监护人是我的好友黄灼。老大延风那时在北京七中念书，两个女儿，乔乔在芳草地小学，津津在外交部幼儿园，周末都要接送。后来左莹、黄灼夫妇帮忙办理，把乔乔、津津都送进了育英学校。平常周末，孩子们有时到黄灼家，有时回我三姐家。寒暑假则都在我三姐家。那时三姐家已经从清华搬到北大了。钟璞有一次到芳草地小学接乔乔，赶上下雨，就叫了辆三轮车。但是雨越下越大，白茫茫一片，没法儿走了，就拐到一个出租汽车站。那儿只有几辆出租车，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一辆，钟璞才把乔乔接回北大。暑假时，孩子们就在三姐家，跟三姐大女儿钟莲的孩子们一起，整天围着未名湖跑，满学校钻，一块儿玩儿得高兴。津津那时小，不知为什么不爱看电影，一说要去看电影，就藏起来。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三姐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