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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药：国内未上市的进口药。

三类药：复方制剂。

四类药：仿制药。

五类药：已上市药需添加新适应症。

高纯说，第四类药的审批存在问题最多。在他看来，药价屡降不下的秘密就与这类药有关。同一种药改个包装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新产品，从而获得重新定价的权力，不受政府降价令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药品的价格往往高出其本身价格的数十倍，而药监局也并未进行有效的价格监督。

子　墨：很多患者会觉得药价虚高是医院的问题、药商的问题，中间存在太多回扣和红包的问题，没有感到这是药监局的问题。

高　纯：药监局摆在前面，因为它的监督不规范，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搞了20次降价令，降价令下来以后，厂家就玩花招，把普药改换包装、改换剂型，变成一种新药，由此自主定价，绕过发改委的降价令。但是如果国家药监局把新药审批卡得很严，这些企业想把价格定高都定不了，没办法去定。

子　墨：药价会高出应有价格的多少，能举个例子吗？

药价之谜（3）

高　纯：有的高出了10倍。比如环丙沙星，成本价在2元钱左右，但是定价在36元；欣弗也是这样，成本2元钱不到，定价也是36元。还有利欧，它的成本价我核算在6元左右，但是最高零售价达到148元。这个价格当时是怎么批下来的？为什么会定这么高？我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去追查。

因为举报，高纯失去了他生活中原有的平静和快乐。1999年，33岁的他被企业当做内退员工处理，此后又连续多年被剥夺职业药师考试资格，这使他不得不离开医药行业，一贫如洗，四处打工。不仅如此，他连作为一个公民理应享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也屡次受到威胁。

子　墨：除了停薪停职，这些年因为举报你遭受过的最严重的打击报复是什么？

高　纯：我被打了两次。第一次是1999　年5　月26　日，当时罗永清提升为副总经理以后让我下岗了，停发我每月200　元的生活费。我只能在外面送煤气打工，他一看我送煤气也可以养活一家人，就把我送煤气用的车砸了。我到企业去讲理，说你们不给生活费，我靠自己的力气养家糊口还不让我干，你们到底要怎么样？他（罗永清）说我影响了领导办公，让保安把我打得耻骨骨折，移位厘米。

第二次被打时间是2003　年，国家药监局让岳阳药监局给我出示一个能参加职业药剂师考试的证明。我多次到岳阳市药监局要求开证明，他们没同意。最后一次我和他们发生了争吵，当时有一个书记跑过来，大骂我是神经病、狂徒、流氓，打死算了。他一喊，就有五六个人围过来打我。我报了“110”。“110”　来了以后，他对“110”说，把这个狂徒、神经病抓起来，搞死他。这样我就被派出所关了10　个小时。

子　墨：以什么名义被关的？

高　纯：调查。

子　墨：这两次经历没阻止你继续举报吗？

高　纯：更坚定了我要举报的决心。我一定要把他们告下来。

在向湖南省有关部门屡次上访没有得到满意结果后，高纯将申诉的主要对象转向了新成立的国家药监局。他说，这些年他一共赴京上访35　次，曾在国家药监局的8　个局长接待日见过6　位副局长。

子　墨：完全是自费来北京吗？

高　纯：对，都是我借的，有部分是朋友资助的，让我有钱再还，没钱就算了。

子　墨：来一次北京要花多少钱？

高　纯：我一般花得比较少。最困难的时候是用200　元钱在北京待了21　天。

子　墨：这21天怎么度过的？

高　纯：现在想起来也心寒。那次上火车我没有买票，兜里就200元钱，还要留钱乘车回来。我找到列车长，说我没钱买票，要到北京去。他问我为什么？我就把材料全部给他看。他说，行，我领你出站。他很支持我的行为。到了北京，我就住在西直门立交桥下，西直门立交桥正对着国家药监局的大门。晚上我睡在立交桥下，白天站在药监局门口等领导来处理问题。

子　墨：当时是什么季节？

高　纯：3月份。

子　墨：3月份北京还很冷啊。

高　纯：冷的时候就起来运动。

子　墨：怎么解决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