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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反对这桩婚事，还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从1924年开始郭沫若带着安娜和他们的子女，几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漂泊不定，时聚时散，直到1928年他们又回到日本。此后十年的亡命生涯中，郭沫若受到警方监视，无法从事文学创作，只得转向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安娜与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毫不嫌弃他是受到日本警方监视的通缉犯。她努力为郭沫若创造的平和环境，也让他得以在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决心回国参加抗战。7月25日凌晨，他告别了日本妻子安娜和还在沉睡中的五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了驶向祖国的客轮。日本当局得知郭沫若出走的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搜查了郭沫若的住所，还逮捕了安娜，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当年，安娜两次给郭沫若写信，通报了在日本的遭遇。此后，双方就中断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带着郭沫若的子女来到北京找郭沫若。周恩来将他们安排在大连，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后来加入中国籍，享受副部级待遇，还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94年8月15日病逝，终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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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姐姐的“情”：郭沫若与于立群

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与友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回国参加抗战。郭沫若只身回到上海后，马上参与到抗日宣传工作中来。他与夏衍、阿英等人创办《救亡日报》，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动员文艺界人士参与宣传鼓动和慰问工作。就在这项工作中郭沫若认识了青年演员黎明健。

郭沫若与黎明健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似曾相识，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仔细一问，原来黎明健本名叫于立群，她的姐姐于立忱，就是郭沫若在日本时过从甚密的朋友。这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尤其当郭沫若从于立群手中接过于立忱思念自己的诗稿交给他时，忍不住双手颤抖，激动不已。此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呵护有加，关怀备至。而于立群对这位姐姐的挚友，更是敬重与爱戴。

上海失陷后，于立群想到延安读书，郭沫若劝告她取道香港到武汉，再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到延安。于是于立群就与林林、郁风等人结伴到了香港。第二天郭沫若也从上海到了香港。为了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力量，郭沫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到广州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并邀请于立群参与此项工作。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的感情日渐加深，已经到了难离难舍的地步。1938年1月，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回到广州，住在新亚酒楼，开始了同居生活。

1938年12月，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进驻重庆，郭沫若和于立群也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39年元旦，郭沫若与于立群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于立群被称为郭沫若的“抗战夫人”，在1978年郭沫若病逝八个月后自缢身亡。

颠沛流离的恋情：郭沫若与安琳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身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随军南下，有一天行进到广东汕头附近时，实在太累了，就想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他身边一个穿着蓝军装的女战士，就冲着他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郭沫若打趣地指着她说：“你呀，你呀，真调皮！”

这个调皮的战士就是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她父母都曾留学日本，她本人也通晓日语。1926年郭沫若在广东中山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安琳正在中大文科学院读书。她非常崇拜郭沫若的才华，也很喜欢听他的讲课。北伐开始时，安琳也参加了北伐军。1926年10月，安琳随部队来到武汉，意外地邂逅了她的老师，觉得分外亲切。这时的郭沫若担任着北伐军政治部的副主任，就调安琳到政治部工作。北伐革命失败后，她跟随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南下撤退途中，安琳始终与郭沫若同行，细致周到地照顾着这位首长和恩师。

途中，郭沫若患了痢疾，安琳到处为他寻医问药，为他熬草药服用，照顾得无微不至，郭沫若非常感动。南下途中，他们历经艰险，相互搀扶，同舟共济，使得他们的感情融汇在一起，成为患难中的知己。在汕头附近的盐酸寮，郭沫若一行人遭到土匪围攻，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脱险。在休整和等待船只期间，郭沫若与安琳在一座侧楼里生活了十天。后来他们搭上一艘货轮来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又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日，于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