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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杨武之搭乘到北平接胡适和梅贻琦的专机到上海时，曾拜胡适多多留意，给儿子的婚事帮帮忙。不久，胡适到美国后，杨振宁已经与杜智礼女士结了婚。胡适对这对夫妻很满意，曾多次到他们家做客。

1956年下半年，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合作，完成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胡适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视，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酝酿院士候选人时，他给院长朱家骅写信，提议杨振宁、李政道为候选人。他还联络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共同提名，并建议适当延展提名截止日期，以便从容补办提名手续。

1957年初，杨振宁应邀到瑞士讲学，他父亲杨武之奉周恩来之命到日内瓦看望了他。这件事引起了台湾军统特务的注意。胡适得知后，给一位朋友写信，请他转告特务头子郑介民，“切不可轻信小报告，使忠贞之士感到不安”，“这些人是国家的瑰宝，国家应该完全信赖他们，不必多疑自扰”。在1957年10月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蒋介石给胡适写信，让他转达祝贺并希望他们回台讲演。对此，胡适婉辞拒绝了蒋介石的“盛意”。其实，胡适并不是故意违背蒋介石的心意，而是出于对青年才俊的爱护与保护，不希望他们被卷进政治的旋流之中。

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院士会议，审查通过了14名院士，物理学界就有胡适极力举荐的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等人。接着，胡适提出设立“国家客座教授”的建议，以便延请国外的中国学人回国作短期讲学。吴大猷、杨振宁等学人都作为延请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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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编辑与“鬼才作家”：施蛰存与穆时英

新感觉派小说是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经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作家的身体力行，我国的新感觉派小说也发展起来。

1928年他们创办了旨在介绍日本新感觉派作品的杂志《无轨列车》，但只出版了8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来，刘呐鸥自己掏钱先后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并创办《新文艺》月刊，由施蛰存主编，他就是这时候认识穆时英的。

有一天，还在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读书的穆时英风尘仆仆地来到水沫书店，见到施蛰存，拿出自己的小说手稿《黑旋风》，请求批评指导。这篇小说经施蛰存稍加修润后发表在《新文艺》上，接着，施蛰存又为他发表了小说《咱们的世界》，那时穆时英才17岁。他年轻有为，受到施蛰存的重视。在交往中，施蛰存发现穆时英虽然学习成绩不好，古文基础不足，但他相当聪明，无论学什么，一学就会。他就鼓励穆时英积极地进行创作实践。不久，穆时英又送来了小说《南北极》，施蛰存就将这篇小说推荐给《小说月报》发表，穆时英由此一举成名。因其年少多产而又风格独特，被称作“鬼才作家”。

1932年5月，应现代书局的邀请，施蛰存开始主编《现代》杂志，承续了《无轨列车》的编辑思想，成为新感觉派作家的一个阵地。在《现代》创刊号上发表了穆时英《公墓》，并作为头条刊出，还发表了施蛰存、杜衡的评介文章。这种安排更加激发了穆时英的创作热情，也进一步确定了他新感觉派作家的健将地位。此后，他相继出版的小说集有《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穆时英则被后人誉为“新感觉派圣手”。围绕这个杂志，一个思想驳杂，以解剖畸形都市文化、另辟蹊径的艺术探索为其特征的“现代”小说流派便羽翼丰满，在现代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

穆时英自《南北极》、《公墓》一炮打响后，施蛰存在《现代》杂志每期都为穆时英发表一篇小说，良友图书公司也相继出版他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黑牡丹》等小说集，稿费收入丰厚，生活得非常富裕。这时，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堕落起来。经常出入舞厅、电影院、赌场。日复一日，以致无法自拔。此后，穆时英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

1935年施蜇存退出《现代》编辑部，穆时英的作品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积蓄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从此，他那辉煌而又短暂的文学生涯便被消磨了。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