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2/4 页)

一篇短文《纵然惜别终须别——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追记》，还是先在香港一家报纸上发表过的，登在　七月出版的第四期《中国》上，即便如此，据说也被作协某领导斥为“没骨气”。

在这种情势下，一批崭露头角的新秀，成为《中国》创作的主角，像山西的田东照，天津的王家斌，北京的陶正、刘恒、林青，湖南的残雪，黑龙江的迟子建等。

由于作者队伍狭窄，好稿子上不来，导致一些人的稿子多次刊用。比如，孙犁在第一期发了致《十月》主编苏予的信，谈贾平凹的小说《腊月·正月》，第三期又发了一篇致贾平　凹的信——“再谈通俗文学”。山西的田东照，七万字的中篇《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在二期发了头题，又在四期上发了短篇《河那面的红枣排》。庞天舒，沈阳军区一个聪颖灵　气的小姑娘，刚在二期上发了云南老山前线生活散记《在同龄人的墓前》，紧接着又在三期头题发表了自卫反击战题材的中篇《秋天总有落叶》。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家斌，第一期　发了中篇《背尸人》，紧接着，长篇《迷魂泉·雪人》在三、四、五期上连载。这两部作品以其藏族题材备受关注，但是在一年总共六期刊物中，一个作者在四期上都占据重要位　置，十分少见。引起争议的遇罗锦的《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在第一、二、四期连载；林谦、郑敏、周涛也都在两期刊物上发表了作品。

此外，第三期发了“新加坡金狮文学奖获奖作品选辑”五篇，接着第四期又发了“香港作品专辑”五篇。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的稿源捉襟见肘了。

只有诗歌一枝独秀。老中青诗人齐登场，既有绿原、严辰、张志民、邹荻帆，也有北岛、顾城、舒婷，这主要是牛汉的功劳。他本人就是诗人，在诗歌界又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

拿不到当红作家的稿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丁玲被诬以“左”而失势，一个是新老作家之间存在“代沟”，而《中国》被看做“老作家的刊物”。

老中青作家的大团结，一直是丁玲的一大心愿，她渴望能与青年作家交朋友，对他们“传帮带”。《中国》创刊号上《编者的话》中，就希望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　经历，积极介绍出来”，帮助青年人“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但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很难逾越，青年人对于“好为人师”的老作家，不感兴趣。

。。

6。　雷加也要淡出

丁玲曾经说过，雷加要是不当作家，是能当部长的。可见她对雷加的器重。

雷加天性好动。他不是安安稳稳坐在书斋里的作家，他真是喜爱生活。即便在七十岁的年龄段，还是满怀热情到处去看祖国建设的新成就，所以丁玲最初找他来办《中国》时，他　曾经犹豫。

1984年7月29日下午，雷加到协和医院探视丁玲，丁玲提出一起来创办一份文学刊物。雷加说还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上午雷加给陈明打电话，讲了一些顾虑。8月2日上午，舒群、雷　加、曾克来丁玲家讨论准备提交作协党组的办刊报告，这时雷加仍然没有下定决心。3日上午，雷加给丁玲打来电话，终于“同意坐阵刊物一年”。

雷加后来说：“就在丁玲1984年一次住院中，她同我提出要创办刊物。她说的很认真，陈明在旁边打岔，仿佛并不那么认真。后来这个刊物真的办起来了，叫做《中国》。它办了　一年有余，发表了不少好的文章，当初它也为了一些作家没有刊物发表文章办起来的。办刊之前，就有‘官办’‘民办’之争，我也曾推辞不任副主编。我心中是有矛盾的，因我　一向不愿搞文艺行政工作和编辑业务工作。当时我也意识到刊物的印数问题，稿源问题。因要自负盈亏，办刊的方向也就不易掌握。后来编辑部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不足怪　的。不过，它把我的编辑与创作的矛盾激化了，以致以后我只能挂名而不再看稿了。丁玲在世时，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虽然刊物如何结束的，我不甚了了。”①雷加一直很敬重丁玲。1953年8月他在哈尔滨写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鸭绿江》，逯斐要去北戴河度假，雷加托她带了一封信给丁玲：“逯斐临走说，她可以在北戴河看见你们。她的神色是颇骄傲的，我真的有些忌妒她。我愿意在北京之外多看　见你们，因为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没有事务再去束缚你们，我可以得到比在北京更多的友情。……但愿我回去的时候，能看见你们，最主要的，我要把定稿胆战心惊地给你们　送去。”

1979　年5月，雷加在上海福州路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