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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白纸，大概就是王中忱为这个汇报所写。

王中忱汇报完，意见就集中在《天问》上。

丁玲说，把张扬的《天问》给魏巍看看，我没时间看了。前些日子有个老同志给我提意见，提得很好，关于写卫立煌的那篇（指第一期上的《卫立煌访问延安》），他说，这些人　是我们的朋友，也帮助过我们，但我们心里要清楚，他们毕竟是另一阵营的人，和我们打过仗。对傅作义我是很清楚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晋察冀，他进攻解放区，把我们的桑　干河糟蹋得不像样子。因此《天问》要多几个人看看，捧得不要太高了，分寸要掌握得恰当。

陈明说，张扬来信说，马思聪对祖国很向往，感情是很深的。牛汉也说，文章写得还是稳当的。

魏巍说，有几个界限要考虑，同情？表扬？不是说可以平反的事情都可以表扬。马思聪在“文革”那种情况下离开了祖国，现在平反，不算叛国，但这种情况是否就值得表扬，就　值得写文章？马思聪回来，开个座谈会、欢迎会，发个消息，是可以的，但文章的副标题加上“写给马思聪”，是否太重了一些？

王中忱说，张扬写马思聪是被劫持走的。事实怎么样，不大清楚。

丁玲说，我的意见，不论文章写得好与否，把副标题去掉，我们现在给他平反，在国外会有好的影响，但具体情节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和遇罗锦的问题不一样，要慎重一些　。

牛汉说，当前的形势是彻底否定“文革”。普通读者的心里，特别是知识分子会高兴的，欢迎给马思聪平反。解放前马思聪有民主思想，是进步的，他是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　出走的。马思聪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国内桃李满天下。

丁玲说，党中央现在给他平反，是从政策和策略考虑的。我不是说写马思聪不好，他回来就好。我提出的就是“格”。魏巍说得对，我们的读者是各种各样的，在没有充分说服人之前，人家就会说我们是为了追求订数“讨巧”。

牛汉说，这篇文章发了，政治上不会有什么风险。原来我考虑四、五期是抓读者，抓订数的，要为明年的发行做些准备。

最后决定：《天问》第五期再说，但是终究没有发。

当天，陈明在日记中写道：“谈第四期稿件，对《天问》讨论得较多，决定撤下，留在五期，着重看稿件的内容分寸。讨论气氛较好。”

马思聪也始终没有回到祖国来。1987年5月客死美国，终年76岁。

除了《天问》，魏巍对第四期上的一篇理论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平议》，也表示出谨慎的态度。5月2日晚上他给丁玲、陈明打电话时再次说，对这篇文章还是要稳重一些，多几个　人看看。

4。　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3）

在《中国》的主编层，魏巍属于稳健派，对待稿件是最谨慎的一个。丁玲说过：“魏巍是个好人，正派的人，热情的人，但他的文艺思想……，现代作品他看得很少。”①对于《　中国》的编辑方针和几篇稿子的看法上，魏巍与编辑部多数人不大一致，他与编辑部主要负责人的关系也不大协调。查阅《中国》的会议记录本，魏巍在会上很少发言。几个副主　编里边，他是发言最少的一个。在《中国》，魏巍心情也不大愉快，他与编辑部之间，由于对稿件意见不同所导致的矛盾和成见，日益加深。他曾经向丁玲谈到，编辑部负责人的　文艺思想与他是否一致？

1985年3月23日舒群找刘绍棠交换意见时，刘绍棠就说过，其实，最早有意见的不是我，是魏巍。他对发表遇罗锦的文章有意见。刘绍棠还说，魏巍说过，不要忘记我们的读者是谁　，搞“解放牌”，一两期还可以，老搞下去不行。

6月12日《中国》开会，讨论向作协党组汇报的内容。魏巍一直没有正式发言，只是到了会议要结束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也插一句，我约的稿子，一篇也没有用，也没有消息　。”这是一句题外话。他讲完，谁也没有接他的话茬。

丁玲去世后不久，198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饭店西餐厅举行颁奖会，牛汉和魏巍都去了。陈明日记中说，他要牛汉“是否招呼魏巍同志一下，他拒绝了”。牛汉在2008年7月出版的他的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中说：“魏巍后来在一次　会上说丁玲不该让牛汉来编这个刊物。”

近年陈明多次对我说过：《中国》调王中忱来，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协调魏巍和牛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