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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各自说到自己大学的特点。我能约略说的是过去的历史，但我说不出现在；他们也说过去的历史，但同时是说现在。笼统地说，不管在北京、上海、南京，还是在我就读的这座城市，当今的大学可能都不及往昔的大学，尽管如此，但仍有许多大学，其现在的状态仍然是我在读的大学无法比拟的。我从那时意识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地位终究是别的大学无法取代的，都说建一流大学，但什么是一流，其实不可当真，大学都流行口号了，当真有何用。

即便是历史，旧时的大学，现在能够反复说的就是北大、清华和西南联大。去年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写的《上学记》出版，又让大学的话题再起。读完这本书，我心里的感觉是自己虽然读到什么“博士”，其实应当算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如果参照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当年的面貌以及何先生这一代大学生的经历。不必说我这一辈后生，上两代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无法写出《上学记》这样的书了。所以我在给学生讲座时曾发感慨，余生也晚，失去了选择读西南联大的机会。渐入中年，越来越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不逢时。近期又读到《书城》上彭刚教授访问何兆武先生的谈话录《〈上学记〉之后》，谈话中说到西南联大教授上课的风格。许多年前读过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汪先生一年级时和何兆武先生住在同一个宿舍，汪先生“述”得传神，何先生“论”得精辟，文学家与史学家还是有些不同风格的。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写北大的那些文章，也曾让我着迷。我一时曾想，那些听过大师讲课的前辈真是幸福，别的不说，记下那些大师的细节，就是好文章了。后来知道，这话说过后应该牙疼。因为能够记住而且写出那些人那些事的，也只是极少数人。不仅是我，我的同学以及我后来的不少学生都曾因为被这所大学录取而沮丧。在一个小学校读大学的人，他的那种卑微感或许是许多在名牌大学就读的学生无法体验的，这就像超级大国往往不能理解第三世界一样。大学之间也从来是有等级秩序的，在这个秩序中，一所学校以及在这里读书教书的人有时难以超越宿命。我现在身上仍然没有消除的卑微和压抑感，与这所大学在现有秩序中的位置和氛围不无关系。好在我任职的大学终于艰难地发展了，校领导周炳状、钱培德、朱秀林、殷爱荪诸公的抱负和敬业也让我动容。——这是后话。

那时，数学系、化学系、外语系的学生都在旧式建筑中上课，中文系所在的文科楼是一幢有点像兵营一样的庄重建筑物，这类大楼带有五十年代的风格。我们特别羡慕在钟楼上课的外语系同学，偶尔走进大楼，听见楼梯的响声，看着脱漆的地板，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多少年以后，这幢大楼变成了办公室，成为学校行政部门的中心，我也在钟楼的一楼办了两年公，每天从地板上走过。我由此触摸到这所学校的根部，开始找到解释大学时代困惑的一些原因。后来，我到另外一幢比邻的楼办公，逐渐拉开了一些距离，于是，历史和现实又清晰了许多。现在我很少进入这幢钟楼，我暂时尘封了自己与这幢钟楼相关的记忆。我偶尔进出，看到穿制服的保安人员站在那里，又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但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天下公器（3）

想恢复“东吴大学”校名的努力，在“*”结束后从未放弃。在我们进校后不久，学校改名了，但不是“东吴大学”，用了“东吴大学”的英文名字，因此有些安慰。

这所学校不再是单一的师范学院，准备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挂牌的那天，我们都挤在校门口，看剪彩，听鞭炮声响。当时觉得眼花缭乱，回到宿舍就给外地的同学写信，说我们学校改名了。旧桃换了新符。

我已经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听大师教诲。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时，大学里还有可以称为大师的人。我所在的大学，逐渐被称为大师的总算有钱仲联先生，他已不上本科生的课，只是在开学时见过，后来也偶尔在他的研究室门口看到他的身影。大师总是少数，可见大师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刻意培养出来的，也不是评估出来的。现在，先是制定各种指标，符合了什么指标就进入什么层次。所以，我近来看到有些人为了获得什么荣誉称号，想方设法凑指标，我就知道产生大师的时代或许真的不再了。

虽然如此，我们这个系仍有许多道德、文章都好的老师，他们让我终身受益。这所学校原先以培养师资为主，学术研究的风气尚未形成。这也是和其他重点大学不同的地方。所幸，中文系在学校中率先开始学术转型。我们毕业之前，系里的学术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