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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明代设立科举的本意，无非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是合纵连横，就是势同水火，个中微妙，冷暖自知。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你说你要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歧说纷呈便成了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挥，成了*部长，发话道：“咳咳咳。样板戏进课堂？是不行的；改用繁体字？再考虑一下；独尊程朱？这条通过！”

自此，明朝公务员考试所用的工具书、红宝书、真题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

老百姓最痛恨统治者钳制思想，统治者也总喜欢愚弄黔首，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微妙对抗中，从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一路下来，历史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中国不缺秦始皇和汉武帝，缺的是华盛顿与蒋经国。渐渐的，我发现问题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中国的历史太悠久，有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

翻开史书，八王之乱，侯景之乱，数不清的*，哀鸿遍野，易子相食，血腥的味道透过纸张就能闻到，惨不忍睹。治世犬和乱离人到底哪一个更好？

右愤骂专制，左愤谤*。看多了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天下无至理，皆为人所用耳。如果不左不右，心平气和地看待科举，功还是大于过的。明代是作为文治社会，离开士人的支撑不可想象。

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撑朝政，关键在于培养士气。就这一点而言，尊程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历史也证明了它在明朝前期所发挥的卓有成效的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它不仅失去了公正的形式，更与当初设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原因很简单，以程朱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官方教条已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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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左冲右突（1）

王守仁此刻顾不得考这些的问题，面对落第的现实，家学渊源、远大理想，各种因素纠结到一起，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于王守仁，考进士做大官只是世俗要求下的职业，尽人事听天命就行了。探索成圣的道路，参悟人世的哲理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因此，当周围落第的同学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时，不为外物所屈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华的同僚早就听说王守仁小朋友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内阁首辅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李东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小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文思泉涌、倚马可待，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连呼“天才”。

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扬才露己向来招人忌恨。古人教导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王守仁一时兴起，忘记了“七字真言”，再加上李东阳一鼓动，登时志得意满，悬笔立就。而众人也都清楚，状元出身的王华肯定前途无量，借着夸王守仁在王华心目中留个好印象何乐不为？结果小守仁愣是让那些“比肩李杜，力抗苏辛”的阿谀之词给捧杀了。

下来就有人不服气，暗地里嚼舌头：“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果然，来科会试，王守仁又落榜了。

同时落榜的还有一个牛人——唐伯虎。

这就是弘治年间闹得沸沸扬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会试泄题案”。唐伯虎被富二代徐经给坑了，而王守仁运气不好跟唐伯虎同科应考，被他连累，成绩作废。

虽说是不可抗力，但落榜就是落榜，说什么也没用，心情沮丧的王守仁回到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不要小看明代文人的结社，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一般由仕途失意的文人组成，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绝非摆设。

万历时，张居正为了顺利推行新政，曾强力打击全国各地的书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