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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笑了，给他讲了一番“爱亲本性”的道理，听得和尚眼泪哗哗地淌，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哭着谢过阳明，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阳明也回到北京，销了假继续当他的刑部主事。

不久，机会来了。已经小有名气的王阳明被派到山东去主持乡试。

齐鲁之地，圣人之乡，又是选拔人才的工作，王阳明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了。

于是，当年的山东考生们集体抓狂了。因为当他们拿到试卷时，发现第一题的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句话是孔子他老人家说，意思是：大臣嘛，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

放明朝，这句话是很犯忌的。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周天子根本没人鸟，八佾舞于庭成了家常便饭，僭礼之事随处可见。那么OK，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礼了，底下的贵族还有对其死谏到底的必要吗？

到了战国，形势更是每况愈下，孟子同学愤怒了，骂骂咧咧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可见，儒家的原教旨是反对愚忠的，归纳起来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于是，朱元璋反感孟子，派人删节《孟子》一书就显得天经地义了——“民贵君轻”也就过过嘴瘾罢了，剩余价值理论也就用来批判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罢了，你还很傻很天真把它当真了？

然而，王阳明首场就出这样的题是颇具深意的。

对比宋儒里的理学代表朱熹和心学代表陆九渊不难发现，理学的要求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外在事物归纳总结得多了，经验值攒够，你就升级了。

那么，这种从外向内的修身路数到底有什么问题？

很简单，因为格到什么程度才能升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就出现了心与理无法合一的问题。这就跟天天提“保持党员先进性”一样，你就是说破了嘴，也有人当耳旁风，心、理终判为二。

于是，朱熹自认为很扎实的学问在陆九渊看来都是虚的。九渊同学早就说了，小朱啊，你那套理论都是“歧出和假借”，支离而空洞，是“道问学”，于身心性命无关，最多也就成个专家学者，对学术文化有所贡献，而于道德践履，成圣成贤没什么鸟关系。

陆九渊认为成圣之学是内在的感悟，是人格的完成和践履，由内而外，达到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而与知识多寡、学问深浅并无直接联系，这也是后来王阳明“人人皆可成圣”的由来。

一言以蔽之，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就是“为学”和“为道”的区别。

朱陆之争从“鹅湖之会”始，终二人一生。几百年后，理学因官方的吹捧而成为显学，但问题终于慢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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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个理学达人

原儒并不反对追求利益，《中庸》里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语句。

只要你品德高尚，名扬四海，位高权重，富甲天下，寿比南山又有何不可？

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才德与禄位并不完全对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道德楷模孔子。孔子的思想品德肯定能打100分吧？但此人一生却颠簸流离，教书糊口，被后人遗憾地封为“素王”。

到了明朝，才德与禄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有才德者不必有禄位，有禄位者未必有才德。人人都做抬轿人，无人想做轿中人。朱熹被大家伙抬来抬去，成了标准的敲门砖。

于是乎，有人问了：人科举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不至于选出来的都是唯利是图的人渣败类吧？

OK，问得好。理学这玩意有人当敲门砖使，也有人坚信不疑，但后者要么成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花瓶，要么极端固执、偏激。

坚守理学的人一般都自律甚严，具有高洁的人格和凛然的正气，这些都是他们超越常人之处。但这帮人严于律己，更严于律人，薛瑄就是其中的代表。

小薛是理学专家，由于当御史当得不错，天天笔耕不辍，揭露社会阴暗面，身兼《南方周末》《杂文选刊》等知名报刊杂志的客座评论员，文笔犀利，思想深刻，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政治局委员想接见一下小薛，鼓励他继续创作，争取成为一面了解民生、反映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