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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意思。”他说：“化工厅按这个比例贯彻下去了，风平浪静。”我说：“跳我想没有人敢跳出来，只是不太好。”他说：“每人加一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每人减几千，那个影响就大了。我们也应该给办事的人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逼他们去犯错误，中国文化还有个养廉的传统呢。养廉养廉，廉是养出来的。”我叹一口气，知道结论是铁定的，围绕这个结论可以有很多论证，反正是这些人自己在论证。好处到了手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那七八条理由也是捏出来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会小会上形成一种氛围，让所有人的思维进入已经设计好了的轨道，平均主义要不得！拒绝进入了不要紧，有了氛围就不会有人有足够的勇气跳出来了。毕竟大多数人是从众的，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而众人的心理，那样一种气氛，要靠舆论来引导。宣传工作非常重要！人到了一定份上，想法就不同了，他认为什么东西自己都应该拿最好的，而且得到最多。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的想法。这时电视正在放一个关于“三讲”的节目，是山东某县的县长在讲话，说要把群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乐意不乐意当作标准。我指了电视说：“老冯你也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哼哼几声说：“我倒要去看看，那里就不是中国？每人一万三，就同意了，满意了，也乐意了，可能吗？有了一些人的不满意，才会有另一些人的满意。天下就没有人人都满意的事。”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不可能，于是要群众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让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满意了乐意了才行。我要靠他们做事，口说无凭，非多喂几口不可，我只能如此，道理讲到天上去，也只能如此。�

在最后的定稿会上，我坚持把自己的标准降到第二等。大家都不同意，丘立原说：“池厅长咱们实事求是，你该得的，理直气壮！”这话从他口里出来，我感到不是什么好话，是要在火上烤我啊！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标，他们都滑脱了。为了几千块钱，我值得？丁小槐也站起来慷慨陈辞：“池厅长该不该拿一等？该！这不是位子决定的，而是贡献决定的。”我心里想，又添一把火来烤。最后我说：“大家为我好，就不要为一个人设一个等级了，不要让群众说我们因人设政。”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人再坚持了。尽管因人设政已经成为了一条游戏规则，但我决不能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的枪来打。�

文件发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心寒，议论纷纷甚至群情激愤，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医学会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跳脚骂人的神态。她不会点名，但在骂谁是很清楚的！“让他们买了好东西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带到棺材里去！”反正我听不见，也就算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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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那几幢宿舍楼快盖好了，基建处拟了一个选房的方案。这件事我没有管，是冯其乐管的，方案出来后交给我签字。我看了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在台上的几位领导排在前面。有两条是特地为我设计的，正厅级比副厅级高五分，博士毕业的加五分。以前排队选房，厅级不分正副，这次加上了。厅里还有两个处长在读在职博士，但没毕业。我心里排了一下队，按这个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虽然我的工龄没有别人长。冯其乐煞费苦心，但这太明显了，要别人说话的。董柳看了这个方案说：“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谦虚干什么？你是厅长，当仁不让！”的确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别人早就为我精心算计过了。在这个份上的人，是无须自己过问的，说法就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跑。我说：“我说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说：“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朝西当西晒，高了难爬楼，低了光线不好。”我说：“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别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个脑袋，倒是只南瓜？”她说：“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来了，别的我培养不出感情。”跟她说不通，我就不说了。有了这么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当西晒又算什么？多爬一层楼，或光线差点又算什么？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要他把那两条划了。他试探说：“那，那……”我说：“我不敢太过，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他说：“那我再仔细算一下，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

名单出来了，《群众卫生报》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到厅里来当主编有好几年了。我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