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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

青年时代的张申府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月左右，于1924年6月下旬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他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之事，周说没有收到。原来钱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正是张申府的推荐，孙中山、廖仲恺热情相邀，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3任政治部主任。

在周恩来之前的两任政治部主任，基本上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无所作为。第1任主任（最初称军校政治部部长）戴季陶仅是挂名，他在1924年5月9日兼职主任后，由于对自己在广东政府内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不满，态度非常消极。在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两个月时间里，经常不上班，或每隔一两天到政治部走一趟，看看例行公文就走了，甚至拉拢一些人制造谣言，煽动国共两党摩擦，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没有作用的机构。这年7月，戴季陶因为国民党内部的争论，负气辞去一切职务，去了上海，军校政治部主任遂由副主任邵元冲继任。然而，这个邵主任很在意把这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他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是一个典型的办公桌官僚。所以他每次在大花厅里作政治演讲，学生们都能酣然入睡，大家把他称之为“催眠术教官”。他所主持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

周恩来到任之后，他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构，设立各级党代表，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具有最新内容、理论性很强的政治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加部员，设置“指导”、“编纂”、“秘书”3股，从黄埔第1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聘请常任政治教官，开设政治训练班，组织政治讨论会。

其次，重定政治教育计划，增加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黄埔教官张申府（左）、季方晚年时合影。黄埔军校的政治课里出现了这样的课目：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并发行期刊、专刊、文集、丛书、画报，编唱歌曲，成立血花剧社。短时间内，在学生和教官中形成了研读政治书籍、注意社会潮流的极其活跃的政治局面。

第三，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

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

周恩来还给军校各级长官另加政治教育的“小灶”，要求他们每星期二、五晚上7时开始，听特别讲演1个半小时。特别讲演的题目均由政治部拟定，请各界名人到校。在被称为大花厅的礼堂里，黄埔军校教官们见到了许许多多站立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物：彭湃到这里讲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邓中夏讲省港大罢工，何香凝讲廖仲恺的革命事略，宋子文讲财政，李烈钧讲军事，孙科讲吏治。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这里发表演讲。文学家鲁迅在这里留下了金石之言：“我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这些慷慨陈词发表讲演的人，虽然有的后来急流勇退，有的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当时毕竟是大革命的弄潮儿，而有一些人则永远以时代先进者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册页上。

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在军校教导团、第1军和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全面推广。北伐前夕，在国民革命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