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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军纪中还有一种《革命军之禁令》，让人们看到了新型军队的风采。禁令由周恩来亲自制定。其中规定：凡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纵兵殃民者，一律阵中枪毙；凡强占民房、借势凌人、强迫买卖、借端勒索、夺取禽畜者，一律监禁。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当时也叮嘱官兵严守纪律，说：“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

平日的严格要求，养成了学生们的自觉行动。如军校学生参加镇压商团军叛变进城演习时，“正大雨如倾，永汉路积水二三尺，学生军军容严肃、气势高昂，虽行军于大雨积水之中，但步伐整齐、行阵不乱，无人低头缩颈或东张西望，真是一往无前，旁若无人。”广州市民称赞说，像这样的军队，在广州前所未见。在统一广东的历次战斗中，“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入夜无公家空房，即扎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真正保国保民的革命军。”另外，校军在出发东征之前，规定了“连坐法”，用以临阵之际约束军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军纪是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维护军队纪律，就是维护军队的生命。1925年2月，在第一次东征淡水战役中，教导第2团有1个连长擅自从前线率队逃到距离前线数十里的龙冈，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周恩来发现后，当即面报蒋介石，要求严厉制裁，以张法纪。这个连长是蒋介石的一个亲戚，蒋欲徇私情犹豫不决；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责以临阵脱逃之罪，督促蒋介石明正军法，执行枪决。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这件事给予学生以深刻教育，从而造就了万众一心，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

军校在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与训练，使军校学生的思想觉悟、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效力。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它一反旧式军校之常规，首创崭新的革命制度，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很多师生成了当时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中的核心和骨干。究其原因，这不能不归功于军校与之旧军校显著不同点在于其政治教育，且当时的军校政治教育颇具特色。军校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主导，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

黄埔军校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国外先进的军事思想。军校建校之初，开设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这是黄埔军校区别于以往任何旧式的讲武场所的显著标志之一。黄埔第1期毕业生郑洞国回忆说：“黄埔军校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把它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军校积极地向学生进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黄埔军校建校初，其政治教育多是进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教育，马列主义则相对提得少一些。但孙中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开明的政治领袖，他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导思想之下，允许军校中存在与传播其他有利于国民革命的不同政见，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这对黄埔军校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壮丽的前景。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一1924年8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同年11月，前往黄埔军校就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军校政治工作后，非常重视政治教育，组织编写了大量的辅助教材，大大地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军校的斐然成绩，得到了孙中山的中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的军校政工人员在军校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些无不都与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领袖的“兼容并包”宽大胸怀有重大关系，促成了军校政治教育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提出黄埔军校应开设政治科的问题，并委托军校的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研究制定政治科教学大纲及原则。周恩来与苏联顾问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从第4期起，设立政治科。1926年2月，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月，政治科开课。课程设置即是按照《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规定实施教学的。开设的科目是：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原则、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共18门。其中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