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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开学仅20天，便成立了特别党部。这是孙中山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具体体现。特别党部作为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须经选举产生。选举结果，蒋介石、严风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5人当选为执委。蒋介石对此是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顺利当选，忧的是5名执委中，除自己外，全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尽管身为校长，但在党部只是一名普通执委，从理论上讲没有特权，自己将来在黄埔军校就谈不上有什么作为宣侠父了。如果按规矩办事，蒋介石本来不能再造次，但他很快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

文件下发后，刚刚入校的第1期学生、共产党员宣侠父提出了抗议。这位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校长老乡，虽然被指定为党小组长，但他十分正规地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军”的原则，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应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蒋介石看了报告后，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赶走宣侠父。但考虑此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大局，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

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命令宣侠父写出悔过书，否则将开除出校。宣侠父不仅不写，3天后还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也因为此举，黄埔军校同学录上看不到共产党员宣侠父的名字。宣侠父离校后去了上海，曾任中共临时中央局特科负责人，1938年7月在西安遭国民党特务暗害。

宣侠父勇而退学的行为，那时黄埔的许多人多未能意识到，他所维护的东西正是孙中山当做命脉的“联共”。这是黄埔岛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交手，共产党人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输了。不仅如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从一开始就被蒋介石弄得偏离了正确方向，也注定了日后的悲剧。

其实，对大多数刚入校的黄埔一期学生来说，他们并不像已有1年多共产党党龄的宣侠父那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和嗅觉，许多年轻人在这时还根本没有党派的概念，像一张白纸，就看向上面涂抹什么颜色了。黄埔军校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重要成果，同时又是培养未来军政干部的摇篮，谁争取到更多的学生就意味着争取到了未来，因此从一开始双方就在发展党员和支持者上展开了激烈竞争。每个黄埔学生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种政治选择的漩涡之中，那些新来的学生没多久就会碰到这种选择和政治动员，许多人会同时收到两党动员发展入党的表格。对这两个党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多数学生在那时肯定说不清各自的宗旨，更说不上两党的区别。如第1期学生杜聿明同时手接两张不同的表格，他略微想了一下，把目光聚焦到了“共产”这两个字上，多年后他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想了半天，没明白“共产”的意思，后来他对“共产”的理解，认为可能是把他老家里的财产归大家所有。把家中财产给别人，他可舍不得。就因为对这两个名称的肤浅理解，杜聿明决定还是先加入国民党，看看情况再说。另外，他又从直觉上判断，国民党是孙中山的党，不会有错，于是就填了国民党发给的那张表。不过，杜聿明可能没想到，在同他加入国民党组织差不多的时间里，他在家乡读书的未婚妻曹秀清选择的却是共产党，正在陕西榆林中学校园内举起右手，向着斧头镰刀的图案和列宁像宣誓。

黄埔第1期学生徐向前回忆说：“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都成了清一色的国民党党员了。后来一些同志都把这件事当笑话说。”（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27～2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黄埔军校的国民党组织拥有蒋介石支持之便和主义宣传之便，国民党是孙中山的党，黄埔的校歌里就是校总理孙中山的主义，他们发展党员嫌这样一个个去找人入党太麻烦，就干脆在课堂上把入党登记表当成作业发了下去，规定每个人都要填好。教官说的道理很简单：你不是想当革命军人吗，那你就得先是革命党人。于是大家都填了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包括共产党员。当然，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在那时对政治和主义之争不甚感兴趣，虽然被发展为党员，但却并无鲜明而强烈的政治意向。由于中共中央早有决议：共产党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