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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几句盛久不衰的俗语，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是说太惹人显眼了，就会招来麻烦。一个20多岁的热血青年，在顺利的历程中，没有也不会去注意照顾各方面的情绪，才华横溢的李之龙不会想到肩上将星闪耀若不知锋芒内敛，反而是取祸之道。他不知去献媚谁，不知奉承迎合，更不会瞧别人的眼色去处事。比如，在被提升后还应当去拜访一下自己的校长蒋介石，去关照请示一下各方面的领导们；在结婚的时候不要太张扬，要照顾左邻右舍，不要让别人感到眼馋，要保持和大家同样的情感，要保持低调，要夹着尾巴做人，等等。但是，年轻人只是在跟着感觉走，没有城府，没有自制力，不懂得复杂的社会人情世故。李之龙应该感觉到，有的人在当面恭维，可就是这些人在背后却说他的坏话，特别是在校长蒋介石那里，他已成为眼中钉。其实，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学对李之龙的态度也不能例外，因此李之龙还常被自己人抓住一些缺点给以批评和处分，这也使他疏远了党组织，疏远了自己的同志。反而因工作关系和国民党汪精卫左派来往较多，这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此时的李之龙表面上很是风光气派，其实他已经“里外不是人”。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脱不开社会习俗的窠臼，若不懂人情世故，或不注意关照方方面面，再有本事，再正直能干，走的也只能是英雄末路，让当时的人侧目冷视，让后来的人扼腕叹息。这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积淀，根深蒂固，很难改变。

再说蒋介石在羽毛丰满后，自然想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但他面对两个方面的障碍，一是国民党内部汪精卫的地位，一是共产党的实力。在当时，汪精卫的障碍是第一位的，共产党还只是潜在的危险。在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去世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的一把手，汪也想在军队里赢得地位，但为时已晚，蒋介石不会让他插手军队，但也在防着汪精卫会对他动手，便抢先以兵相威胁，选择了汪精卫惟一能够控制的海军局为目标，策动了“中山舰事件”，以“李之龙要兵变”为借口，把李之龙等人抓了起来，试探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有什么反映。结果呢，都没有反映。汪精卫本来就与李之龙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也犯不着为李之龙去得罪蒋介石；共产党这边，周恩来和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想借此机会把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起来，以钳制蒋介石，这个方案陈独秀也表示赞成，但受到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的反对，陈独秀无奈，便派张国焘来广东处理此事，张俨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句话便把李之龙置于死地，他说：“李之龙是个不纯分子，目无党的领导。他为什么指使中山舰开赴黄埔？他为什么得罪了那么多的国民党将领？他是否与反革命勾结？一定要查清严肃处理，在党内决不能姑息养奸。”

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请宋庆龄和何香凝说话，蒋介石这才放了李之龙。后来，蒋介石几次想把李之龙留在身边，但都遭到李的拒绝。于是，蒋介石把李之龙派到邓演达手下做宣传工作，邓信任李，立刻委以少将宣传处长之职。

李之龙随北伐军进入湖北，身为湖北省委书记的张国焘又成了他的克星，这真是命运不济。李得不到重用，夫人潘慧勤又刚生了孩子，连个安静的环境都没有，十分苦恼。这时正值“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发来电报，要求李之龙立即到他身边来工作，然而，李之龙在如此得不到党组织信任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拒绝了蒋介石。李之龙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没有被个人的荣辱名誉所困扰，而是迅速从徘徊中解脱出来，积极投入武汉的革命活动，后又只身返回广州做海军方面的策反工作，失败后逃往日本。半年后又潜回广州，不幸被捕。蒋介石得知消息，马上打电话命令将他送往南京，但为时已晚，李之龙已于一天前在黄花岗殉难。他在临就义之前，给妻子写信诀别：“慧勤：我的革命义务现在结束了，不要悲伤，希望你把孩子抚养成人，继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李之龙被杀，结束了其短暂的一生，年仅31岁。

“中山舰事件”这个历史名词，永远和李之龙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2）陈明仁“惠州第一旗”扬名黄埔

陈明仁，1903年出生，祖籍湖南醴陵。中学毕业后，祖母要求他在乡下教书养家。1924年春，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派人到湖南为“军政部讲武堂”招生，陈明仁在醴陵乡下听到信息，决定报考，但祖母极力反对。不久，他一个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