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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时任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宣传委员。在黄埔岛上，她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黄埔军校校史展览。她一边参观一边兴奋地说：“黄埔军校真不容易啊，它的诞生对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当有记者问她，当代青年在参观黄埔军校旧址中应当主要学习什么，她脱口而答：“黄埔精神。”并说，虽然现在的军事教育工作比以前做得更加完善，武器装备也更加先进，但没有“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继承黄埔军校师生“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精神，学好本领，为巩固国防做出贡献。谈起周恩来，周秉德说：周总理是一个“为国家和人民而生，为国家和人民而死”的人。在周秉德的记忆印象中：“伯父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而奋斗，因此他也最忙，最累。他根本没有空闲时间能静下心来跟我们谈黄埔军校的事，他太忙了。但伯父是一个最慈爱、最关心别人的人，无论对待谁，他都一视同仁，对待百姓甚至比对待我们亲属还要好。”

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新开放的历代名将油画廊中，陈知建站在父亲陈赓大将的画像前，同工作人员说：“我父亲的外号叫‘陈胡子’，有很大的连鬓胡子，这上面怎么一点也没画晚年的黄埔一期生苏文钦（前中）、四期生慕中岳（后右四）等校友在黄埔军校操场上高唱军校校歌。出来？我觉得脸颊两边颜色还应该再深一点，是那种刮过胡子之后的青色。”陈知建觉得，这幅油画同真实的父亲比起来，画得有点“嘻嘻哈哈”了，少了些刚强和英武之气。他委托工作人员同画家联系，说自己家中收藏有很多父亲的照片，可以作为进一步修改的素材。这是陈知建第4次来黄埔军校，第一次是1959年，陈赓大将在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携子故地重游。当时黄埔军校除了一个大门还比较完整之外，里面只有几座破破烂烂的建筑。“现在不一样啦，修得这么漂亮。”陈知建说：“这里是父亲改变命运的地方。他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走进了革命队伍，也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领导人。”

也有一些“老黄埔”在看了纪念馆的陈列和研究成果后，对黄埔军校史的研究，情更深，意更浓，他们从较高的层次上提出，黄埔校史的研究在新的世纪应拓展新渠道，注入新的激情。目前，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还仅仅局限于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的黄埔军校，而对此后黄埔军校的发展演变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对其在各地所办分校更是鲜有研究。因此，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开阔研究视野，将整个黄埔军校的历史纳入研究范围。此外，还应关注现实的黄埔同学会的研究，将其与黄埔军校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架设一座联系的桥梁，从而使历史更好地服务于现实。

早期黄埔军校的革命故事、成才故事感动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感动着后来者。黎启义原是黄埔造船厂的职工，他当过兵，做过电焊工、切纸工，后来在黄埔造船厂子弟学校当了几年历史教员。1983年，厂里搞厂史，他对一墙之隔的黄埔军校旧址发生浓厚兴趣。1984年6月，黄埔军校60周年庆典时，他被借调去接待黄埔老将军，他的生活从此发生重大转折。他从一名造船厂工人，变成了对黄埔军校历史产生感情的狂热研究者，从此他在黄埔岛做了20多年的业余导游。后来自立门户，成了一家旅行社的老总。对从早期黄埔军校走出的所有将帅徐向前元帅和夫人黄杰（黄埔六期）的事迹，黎启义都如数家珍，几百个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将帅，随便提起哪一个人的名字，他都能将此人的事迹娓娓道来，许多人说他是黄埔军校历史的金牌导游。黎启义最开心的莫过于巧遇黄埔军校名人的后代。一次，他到广州市政府机关办事，一位姓曹的先生问黎启义：“听说你对黄埔军校历史很有研究，那你知不知道曹渊这个人？”黎启义答：“曹渊是黄埔一期的，安徽人，北伐时曾任先遣营营长……”那位“考官”越听越起劲，最后竟拍起桌子：“黎启义，你好厉害哎！你晓得，曹渊就系（是）我老窦（老爸）！”20多年的业余导游，黎启义为20多万游客解说了黄埔军校的掌故和历史。他说：“我最大的收获是游客的掌声。为黄埔军校做导游，把爱国、团结、奋斗的精神宣讲出去，作为黄埔岛人，我有这个责任。”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进程，新世纪的“黄埔品牌”也青春焕发。创办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军事政治人才，如此显著的“名牌效应”，使得广东省和广州市在旅游经济的战略策划中，把建设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