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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农民的地权、扩大农民的地权，做了不少的工作，比如说出台了《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但是实际情况和80年代相比，农民在90年代之后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资本化收益是下降的。为什么保护农民地权的法律还适得其反呢？这就是政策制订者、立法者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我在农村里干过这么多年，我有体会，说实话，对农民有利的法律，都放在抽屉里没有贯彻执行。

2003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逐步取消了农业税，还给了农民种粮的补贴，这实际上就是扩大地权。因为农业税就是地租，取消农业税等于扩大了农民占有地租的分量。给予农民粮食补贴，实际上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农业地租。2004年到2007年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改善。

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

我认为，要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回到土地上面来，了解广东、浙江、湖北、陕西等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怎么实践，怎么创新土地制度，有哪些是科学的。我们还要到亚洲相似的国家和地区去，考察他们的土地制度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尊重人民的创造探索土地制度，我觉得在学界争论不休的时候，农民自己在争取扩大地权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很多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农民为了使农地更有效地流转，更有效地配置，思路和学者完全相反。比如有一种做法，叫作“有偿承包、按份分配”，并不是每家每户都分配土地去种，而是出现专业的农业组，三五个人把土地承包下来，年底收了粮食村里其他人都来分。现在在东北，村集体成立了机耕队，一个机耕队耕几万亩地，很多农民把土地重新交给村集体耕种，村集体给农民分钱，农民自己都出来打工了，就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做法是，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经常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如水稻地改鱼池或稻田养鱼，棉花地改种果树蔬菜，或扩大复种指数等等。显然，仅从扩大农民分享更多农用地租的角度去看，农民的办法有利于土地农用最优化配置，农地地租最大化，也有利劳动力优化配置，比学者“承包权永佃制、但加强土地农用用途管制”制度设计高明得多。　。　想看书来

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3）

学者扩大农民分享地租增值的办法，自然是延长承包期，补偿从15年提高到30年再到70年。这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政府强化“农转非”和农地用途改变的管制，或加强对粮价的管制，农民获得地租增值的实际比例可能会出现下降。过去2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追求更多地租增值收益，农民的想法和学者也是不同的，农民的做法是：第一种做法是直接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或“开荒地”发展乡村工业，农民集体占有全部的地租增值收益，这种做法在80年代非常普遍，这也是80年代农村乡镇企业雨后春笋的缘故；第二种做法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后直接出租，农民集体获得数倍于前的土地租金增加值。广东等沿海地区农村多是这样做的；第三种做法是将村庄的宅基地或“四荒地”或“废地”集中整理，再对外出租，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增值收益。显然，农民的办法比学者高明，不仅更多占有了地租增值（绝对值和比例都是增长的），还能够造地，于国于民都有利。

关于扩大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学者的办法是延长土地承包期，这样农民的地权就可以抵押、出租、买卖、入股了，农民的地权就可以资本化了。从越南15年的土地改革实践来看，只要政府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倒是更有利资本家和权力者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

在中国农民看来，土地农用权在集体所有制不变为国有制的情况下，承包期5年还是50年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农民有选择是5年还是50年的权利，不应该由政府规定，但可以考虑是否接受政府指导。不仅如此，如果抵押贷款的利率过高（越南农民贷款的月利息为1�7％以上），农民还有失去地权的风险。中国农民有自己的扩大地权资本化收益的做法：第一种办法是，建立农民土地信用社，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或所有权（宅地）都可以在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利息收入归农民自己（农村金融内置化），即使有还不起贷款的可能，但地权还有集体这层保护，风险要小很多。这种模式在90年代的内蒙古小兴安岭地区常见，现在还有，在80年代的很多村庄常见；第二种做法是，面对政府征地，农民不是寻求更多现金补偿，而是努力获得更多的“返还地”。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