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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任职的十数年间，王安石不仅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还增长了见识，这为他以后任政中枢准备了条件。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舒州在今安徽省，是禅宗三祖僧璨大师行化之处，也是禅宗的圣地之一。

三祖僧璨大师生活在北周至隋朝时期，得法于二祖慧可之后隐居在舒州皖公山，在北周武帝灭法之时又前往太湖县（今安徽岳西县）的司空山，居无定处，人无知者。入隋以后才开法授徒，有弟子道信，即后来的禅宗四祖。三祖晚年曾到广东罗浮山游历，于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回到皖公山，在一棵大树下立化，即站着去世，远近称奇，观者如潮。

三祖不重文字，唯有《信心铭》传世。王安石有《璨公信心铭》：

沔彼有流，载浮载沉。为可以济，一壶千金。法譬则水，穷之弥深。璨公所传，等观初心。

流水无心，既可造福百姓，亦会为害人间，而可济世度人的法水就不同了，一壶千金，无比珍贵。僧璨大师的妙法如同法水，而且深不见底，浩而无涯，不可穷尽。所谓“等观初心”，即一念顿悟，初发心便同正等觉，也可理解为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不轻初学。

王安石此文虽短，却表达了他对三祖的崇敬及对佛法的理解，特别是在言及三祖法海渊深时，还暗用颜回言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典故，是以三祖比孔子，足见其在王安石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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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一方（2）

王安石在舒州闲时常游山水，留下了不少动人的诗篇，其中有《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

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

其自注云：“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过怀宁县山谷乾元寺，宿。与道人文锐、弟安国拥火游石牛洞，见李翱习之书，听泉久之。明日复游，乃刻习之后。”

这首诗首句言水，泠泠，清越之声；北出，流动之态。次句言山，靡靡，壮丽之貌；旁围，蜿蜒之状。有声有色，寓动于静。上联写景，下联言情。水流无限，其源难穷，或与前诗言三祖法水“穷之弥深”意同。至宝山而空归，沐法雨而未悟，自然惆怅无比。

此篇语调闲淡，余味深长，古人赞之有楚辞遗风，甚至将其编入楚辞后续一类的著作中。朱熹称其“盖非学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语也，是以谈者尚之”，表明王安石的语言功夫已至化境，有楚风而非楚言，类今语而非今语，将两种语言风格糅为一体，使之水乳交融。然而朱熹只是言其诗语，未明其意。黄庭坚于元丰三年来此，效之而作六言云：“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题山谷石牛洞》）此处黄庭坚点出了三祖有记（即《信心铭》）传衣，荆公无器可承的遗憾，真得其诗之旨，只是云横而不度，动而犹静；鸟倦而犹飞，静而犹动，语虽工巧，却有造作之痕，达不到荆公“既非楚言，又非今语”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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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道继统（1）

王安石在江宁悟道之后，便彻底改变了重文学、轻儒道的倾向，几乎是终身以醇儒自居。

在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韩愈不满于当时佛道兴盛的局面，坚持以儒家为正统，创立了以孔孟为核心的传承系统，谓之道统。之后，王安石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在《送孙正之序》中他明确表示“要以孟、韩之心为心”，后又在《性论》中提出了孔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道统。他不完全同意当时比较流行的，也是好友曾巩所强调的孟、荀、扬、韩的道统，认为荀子没有资格继承孟子，以之“配孟子，则非所宜矣”。在对四人的评价中，他对孟子是全面肯定的，对荀子则几乎是全面否定，而对扬雄则维护有加，对韩愈则褒中有贬。

既然王安石以儒者甚至是孔孟的继承人自居，那就必然存在如何对待异学的问题。韩愈之所以为后世所重，并不在于他对儒家思想有多么深入的研究，主要是由于他举起了重振儒学的大旗，使士大夫开始关注儒学的命运，并关心“儒运”与国运的关系。由于韩愈未能发现儒学的内在魅力，所以不敢与佛教正面交锋，只好旁敲侧击，迂回作战；而且由于他无法说明儒学的妙处，就只能通过攻击、贬低佛教来显出儒学的高明。因此韩愈在排佛方面完全是通过排斥别人来抬高自己，表现出了一种封闭、偏执和狭隘的态度。正是因为韩愈反佛无力而蛮横，所以在当时就缺乏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