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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义。”安石曰：“若然，亦非人主所谓利也。”

神宗所言是说义就是利，义与利不矛盾，只要顺乎义理而行，自然有利。虽然这也是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性，但又有孟子“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的痕迹，强调只要顺乎仁义，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王安石则顺着神宗的意思加以发挥纠正，一方面指出“利者义之和”，利就是义，有义必有利；一方面又强调“义固所为利也”，义的目的就是利，表明求利就是求义，求利是高尚的，并不可耻，义如果不与利结合，就是虚说。他有意将利置于一种更高的地位，以纠正对利的偏见。

曾公亮则指出义与利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公家与百姓的利益其实是矛盾的，有利于公家而不利于百姓，公家利多而百姓利少，则不能称作义。曾公亮的话是别有深意的，守旧派每每指责新法与民争利，有利于公家而不利于百姓，但这里所说的百姓是有特指的，并非真的是指全体百姓，而是指上层官僚、富豪。曾公亮再次强调义利矛盾，强调“百姓利益”，就是坚持上下利益是矛盾的，认为公平分配比发展生产更加重要，而他们的公平分配，其实就是让上层官僚、富豪多得，朝廷和下层百姓少得。

变风俗（4）

王安石知道曾公亮的意图，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指出只是有利于公家而有害于百姓的利并不是人主所说的利。只利公家而不利百姓，其实就是不公平分配，这本是不义，不义则无所谓利，义则利，不义则不利，正说明义与利是统一的。王安石所主张的利，是从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角度来说的，这种利是既有利于公家，又有利于百姓的，是将蛋糕做大，让大家都能多分一点。守旧派则根本不相信蛋糕会做大，只拘泥于分配问题，而且要求本阶层得到最大的份额，这是双方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为了改变义利矛盾和重义轻利的旧俗，王安石多次强调言利与理财的合理性。在《答曾公立书》中，他指出：“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占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利吾国，则是整体利益；利吾身，则是个体利益，二者都是合乎义的。富豪之家，奢侈无度，以至猪、狗食人之食，对此必须加以检束；穷人遇到灾荒战乱，衣食不继，以至饿死野外，对此必须发赈救济。因而政事就是理财，理财就是最重要的政事，就是义。《周礼》之中理财的内容占了一半，难道周公是谋求不正当利益吗？

将政事归结为理财，将理财称为义的内容，这里面既包含义利统一的精神，又颇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的意味，由此王安石的勇气和见识之超卓可见一斑。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大多数都与理财有关，这表明他的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他确实是将经济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

王安石义利统一、重视经济的新思想意义重大。义利观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传统的义利观都是主张义利矛盾的，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早期的基督教同样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认为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同时鄙视劳动，将劳动视为上帝对人的惩罚，是穷人所操的贱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是不可能发展经济的。只有到了近代，基督教新教才解决了义利统一问题，认为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的神圣职责，劳动是自我修炼的方式之一，节俭是最重要的美德，如此才赋予劳动、赋予财富创造以合法地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思想基础。

前文已述，儒家一向是鄙视生产劳动的，认为这是小人之事；道家则反对任何技术革新，认为这都是使人心术变坏的事。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要想发展经济只能是痴人说梦。佛教原来也是反对生产劳动的，认为劳动杀生、生产求利，都不利于修行。禅宗则对印度佛教的劳动观进行了根本改造，确立自食其力，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则。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不仅不再是修行的障碍，反而成为修行的重要方式，所谓“担水劈柴，皆是妙道”已经成为禅门惯称的格言。到了宋代，佛教（主流是禅宗）的经济功能更为强化，已经不限于耕作了，除了一些与杀生有关的行业外，可以说都能看到佛教的影响。

王安石的劳动观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他对劳动者一向是尊重且同情的。大概是在三十一岁任舒州通判时，他写了一首《慎县修路者》，表达了对修路者的尊重：

畚筑今三岁，康庄始一修。

何言野人意，能助令君忧？

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