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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认为天灾与人事没多大关系，连尧、汤这样的圣王都会遇到水旱灾害，难道能说是他们道德不足、为政不明引起的吗？只要谨修人事以应付天灾、减少损失即可，没有必要为小小的旱灾忧虑，这一观点恰恰就是王安石以前所批评的“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的“固而怠”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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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变不足畏（3）

王安石的劝告似乎对神宗并没起太大的作用，他还是死抱着天人感应的旧说。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月初七至十九，彗星出轸，这本来是自然现象，神宗皇帝却又以为是上天示警，再次下手诏给王安石等执政大臣，令直陈皇帝得失，改修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并复行不御前殿、减常膳的故事，诏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阙失。这道诏书表面是皇帝的罪己诏，其实包含着对执政大臣的不满，其中“改修政事之不协于民者”一言，又有不利新法之意。对此十分敏感的保守派首脑人物如富弼、张方平、吕公著以为机会来了，纷纷上疏攻击新法。富弼老奸巨猾，出语谨慎；张方平则直斥新法为天下害，并称灾异之作是由于阴侵于阳，明示王安石权力过重，有不臣之兆；吕公著则干脆引晏子之语，道是“天之有彗，以除秽也”，是“除旧布新之象”，要求皇帝应天之变，有“除秽布新之实”，其实就是要神宗废除新法。

面对保守派的借题发挥，王安石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击，他引晋武帝时彗星出现，武帝却享国达二十八年之例，说明星占是不足为据的。天道远而难知，人事近而易晓，因而先王虽有官占，但并不过分看重，所信的只是人事而已。天文、人事的变化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一味附会，肯定会有偶尔一致之处，将这种偶合当成普遍的必然的真理，岂足以取信？郑国的裨灶预言有火灾，果然应验了，他便乘机要求国侨求神禳灾，国侨不听，他就威胁说不听我的话，还会起火，国侨不予理睬，结果没再发生火灾。像裨灶这样的人尚且未免妄诞，何况现在的不入流的星工呢？由于世代禁止传播星占一类的书籍，再加上传写誊抄的失误，流传到今天的尤其不可信赖。

王安石此时干脆根本不承认什么天人感应了。他认为彗星的出现根本不是什么灾变，不然晋武帝就不会享国二十八年之久了。天文人事都有无穷多的变化，从两个无穷中寻找一两个偶尔关联的事件实在太容易了，不过这都是偶合而已，根本不足凭信，因而天道与人事之间其实并无关系。郑子产不为裨灶的威胁所动，不去禳灾，结果裨灶第二次预言就失灵了，这表明他第一次也只是碰巧蒙对了而已，并非真有预见能力。他还指出占星术本身早已是以讹传讹，靠这种错误百出的占星术来预见人事，更是荒谬可笑。如此王安石对天人感应、天变示兆完全否定，与他早期的观点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以“天变不足畏”来总结他的天人关系思想倒是完全正确的。

王安石这种不畏天变的精神既是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吸收和发扬光大，还是对道家天道观的继承与发挥，更是对佛教义理的传承和发展。

佛教创立之初，便与主张有神论的婆罗门教针锋相对，坚决否定神的权威，不承认所谓天神对人及他物的命运有什么干预能力，甚至认为连佛都不能左右人的命运，人的命并非天或其他外力所能决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人自己。佛教的业力轮回与因果报应说便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佛教认为，人的命运是由每个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有前因必有后果，行善得福，作恶遭殃，因而选择权完全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够决定人的命运。按照这一原则，神灵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是与人同等的生命，也得受因果律支配，不得自由，其自顾尚且不暇，又如何能祸福于人？日月星辰都是非生命的无情之物，其运行变化不可能成为世俗政治得失的征兆。虽然王安石当时不能公开承认，但佛教的这一思想对他而言无疑是有很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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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不足法（1）

在传统儒家的观念中，继承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是古代的，就是正确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至于“父之道”正确与否，则不可深论。因而过于崇古、好古就成为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连王安石变法也必须打着先王之道的旗号。

过于强调继承，主要是由于远古时期民智未开、科学不昌、知识较少，经验积累就成为关键，因而年龄就意味着智慧。尊重长者不光是为了尊重权威，更重要的是尊重智慧与知识，所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