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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眼目睹*的假象。投票时，黑人不知道有投票权。学生的活动分子告诉他：“你已经到这里三个月了，有投票资格了，我们帮你去登记投票。”“不行，不行，这是主人的事情。”主人，英文叫master。“不对，你也是master。”学生陪着他们去投票所。学生到投票所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政府与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可以打架，可以杀人。

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投票比例本来应该是共和党百分之五十五对*党百分之四十五，他们玩花样，转接机器的电路，将共和党的票转到*党上，可以把百分之五十五对百分之四十五减低到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么一来，他完全控制票数。这是学生活动分子戳穿的。这就是*！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丑恶的现象。

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我和神学院的朋友们来往，他们觉得也很感动，因为难得有一个外国学生脚上有一个石膏套，撑着两个拐杖，跟他们在民权运动中起哄。芝加哥是自由教会的温床，时时刻刻有一批年轻的理想牧师，从本来的教会里背叛出来了，要自由，要*，要个人。可是，等到两代以后，新的教会也沦落在旧日的坑里，一样是官僚化，一样是名誉利益被上面的人随便乱用。因为新的教会必有一批热忱的信众，会捐很多钱，钱和权诱惑人以后，叛会者的徒弟就变成像过去他们叛会出来一样了。这些东西，是书上看不见的，要实地介入才会看见。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4）

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神学院宿舍里聊天。我过得兴高采烈，真是幸福！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我的性格比较多面，不愿意居在一个角落里。

家书抵万金

我在东方研究所，顾立雅不觉得我应该读中国东西，反而劝我去学比较研究，我把主要的力量摆在中东。老师对我好，我在床上开刀，不能下床，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到床边来教我埃及学，他的学生也不多。

我在宿舍里自己不能剪指甲，就到医院里找护士剪。伤风咳嗽了，到医院：“我病了。”护士带我到房间，让我在那儿治病，治好了病再走。我是“研究病人”，钱都由基金会出。

当然，在宿舍里也想家，每个礼拜给母亲写封信，我晓得她老人家盼我的信，所以礼拜五我一定把信寄出去，下个礼拜六可以收到。我姐姐前几年还跟我讲：“你可知道娘等你的信？礼拜六，老人家10点钟就在门口等邮差。”我说：“我知道。”我五年没有缺过一个礼拜。因为她对这个孩子出国，是很不放心的。

我的弟弟许翼云在伊利诺伊大学，相距有一百多里，他也很忙，也没有车。我第一次到芝加哥大学，他来看我。我圣诞夜进医院开刀，第二天早晨，他到病床边看我。每个学期他也会来看我一两趟。

刘鎏夫妇、钱存训先生对我照顾很多。刘鎏是台大同学，是因为李氏基金来留学读物理的。钱存训先生在国内的金陵大学做过图书馆代理馆长，在交通大学做过副馆长，后来做过北平图书馆馆员，他到美国去，是押运一批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从北平押到上海，从上海运到美国，怕日本人拿走，放在国会图书馆。恰好那时候芝加哥大学要找一个懂中文图书的人，所以他做了馆员。芝加哥大学的东亚馆是他一手建起来的，今天芝大东亚馆是美国的大馆。他一面做馆员，一面读博士学位。那时候读图书馆学是时髦，后来我同时代的女生，很多读图书馆学，因为容易找工作。女生到美国，首先考虑将来要有谋生之地。那时候到美国去读书，都是准备不回头的，我回台湾是异数。

韦伯理论

我在留学时，韦伯的影响已很显著。韦伯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