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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两声熟悉的咳嗽声，人到绝处，也有欢乐。陈明高兴地从咳嗽声中知道，老丁也在这列车上，就近在隔壁的包房里。陈明有意地也咳嗽了几声，想告诉丁玲，他们又在一起了。

陈明夫妇在秦城监狱坐了五年监牢，出狱后，有一次陈明问丁玲：“我在车上也咳嗽了两声，你听到没有？”丁玲摇摇头：“没听到。”陈明笑着对我说：“老丁就是这么单纯，一个心眼，从不想别的……”

重返北大荒（1）

那些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北大荒人怎么样了？丁玲怀念他们。

“老丁回来了！”

丁玲和陈明走进场部附近的桦树林，那里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坟包，长眠着当年和他俩一起垦荒的老朋友。他俩希望在桦树林里给他们留个地方，要永远留在北大荒。

1976年金秋，“四人帮”垮台了。

又过去了三年。

1979年7月1日是党的生日。此时发表了丁玲复出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七一”有感》。这篇文章倾吐了一个赤子20年后重新回到哺养她的伟大母亲怀抱的肺腑之言。她在任何艰难险阻中从来没有一滴眼泪，可现在有多少动情的话儿要向党说啊！她那蕴藏在内心深处对党的怀念之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她在文中振臂高呼：“今天，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满喜悦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我饱含战斗的激情，回到党的行列。”“党呵！母亲，我回来了！”

对党充满深情，对人民也满怀着厚爱。1979年国庆节之际，丁玲回到北京不久，便去河北涿鹿县温泉屯，探望阔别多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描写过的父老乡亲。而她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写北大荒人的散文《杜晚香》。

“四人帮”刚刚垮台时，丁玲还被“遣送”幽居在山西嶂头村的深山沟里。她和陈明商量：“乌云散去，天空晴朗了，我献给读者的第一篇作品应该写什么呢？”

陈明说：“你的想法呢？”

丁玲说：“这20多年，我的创伤是很深很深的，这些痛苦，我们对自己的子女都不谈，我不能给读者以哀伤，应该给读者以振奋。”她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在北大荒就写成初稿的《杜晚香》。她说：“我的国家，经历了大乱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的国家，正需要像杜晚香这样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先进人物，任何时候都需要杜晚香这样的精神，我送给读者的第一份见面礼，应该是《杜晚香》。”在1979年7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她在嶂头村重新写出的《杜晚香》和读者见面了。

“杜晚香”现在怎么样了？那些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北大荒人现在怎么样了？丁玲是多么怀念他们呵！

丁玲回到了“娘家”，她的心，感到比在北京木樨地22号大楼的高级寓所里还舒畅。农场总局大院里挤满了前来欢迎她的北大荒人。阵雨刚过的天空，一片湛蓝，多么辽阔，她感到北大荒的阳光愈发灿烂、明媚，更加充满热力。丁玲在总局只停留一天，这一天她没休息片刻。上午，总局的同志向她介绍纠正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以后农场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午，她去参观农场兴办的工厂企业。哎哟！北大荒好一派新气象！“穷过渡”的历史结束了，她看到了北大荒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于是，1981年77岁高龄的丁玲在应邀出访美国前夕，毅然和陈明一起重返北大荒，去探望在身处逆境的艰难岁月中，哺养他们的父老乡亲。丁玲的此举也是为了向国外表明：中国的作家，是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困难的时候，她的心，贴在人民的心上；在胜利的时候，她的心，也是紧紧贴在人民心上的。

丁玲归心似箭，7月15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到达哈尔滨，只在那儿待了一天，就上了直达佳木斯的火车，直往北大荒。正在中国访问的美籍华人梅仪慈女士，任教于密执安大学，是专门研究丁玲创作的学者，已在美国出版了几本研究丁玲的专著，获得博士学位。今年春天，她已跟踪丁玲到过厦门，搜集丁玲的资料，这次听到丁玲去北大荒，她喜出望外，向我国有关部门申请获准，从北京随丁玲、陈明一道到了北大荒。

北大荒人在等待着丁玲。当丁玲平反的喜讯，传到北大荒时，张文豪、胡冬莲等就在一起商量，快给老丁发封电报去祝贺。她们一想，又为难了：不知道老丁在北京的住址，电报往哪发？还是胡冬莲有主意：老丁是天下知名的大作家，就发往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胡冬莲后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