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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变化最大的，当数完全靠工商业承托起来的上海城。

嘉靖三十五年上海开埠，转年，在此设立市舶五关，将税等分为九则，止权行商，不征坐贾，对工商业几乎没有影响。上海也奇迹般的崛起在东海之滨，迅速成为了全国的经济中心，市面一派泱泱万千的新气象。

然而万历十一年九月，朱翊钧任命原京城最大皇店宝和店的管事牌子孙隆，得到了矿监税使中最肥的差事——榷税苏松各郡，包括苏州、松江、上海城的税收。

到任之后，这位在北京城瓜地三尺的吸血鬼，命参随黄建节募集本地流氓头子汤莘、徐成等人，全都任命为税官，号称十二太保。

不得不承认，孙隆是个税收奇才，他总结在京城征税的经验，并结合当地特点，在关税之外，又开征了‘入市税’和‘机头税’。前者是对商品流通课税，由他手下的十二太保来完成。

办坏事要用无赖，真是千古不易之理，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流氓头子一旦上岗，其徒子徒孙便都摇身便为税务人员，苏松一带、水陆孔道的征税网点。立即密如秋荼。只要是入境的车船都会遭到盘查，百姓虽‘只鸡束菜，咸不能免’，更不要提那些源源不断向城市输血的货船货车了。

在万历皇帝钦定的税则之外，孙隆又巧立名目、各种加征；他的那些税痞恶棍也毫不客气的吃拿卡要，结果一船价值白银万两的货物，层层税关下来，竟要被课去超过八千两的税则。才能运抵市面出售。

而皇家银行带来的金融危机仍十分严重，银贵票贱的情况愈加严重，民众就是手里有真金白银，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花出去的。商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捏着鼻子收取银票，但在兑现遥遥无期的情况下。银票剧烈贬值是不可避免的。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面是物价飞涨，一面是银根紧缩，通胀和通膨同时降临。市民和商家都无以为继，导致‘吴人罢市。行路皆哭’，商家纷纷放弃上海苏松的庞大市场，希望通过内运转销的方式，避开恐怖的税关。

当市场上交易的人急剧减少，征税自然变得困难，但不要紧，孙隆还有第二招，征收‘机头税’。商人们以为不在苏松上海做买卖就能逃得掉？太幼稚了！

孙隆要求苏松江浙的纺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纱一匹，税二分……所织纱缎，悉付税关用印，而后准发卖。’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生产，每张织布机征税三钱银子，而织出来的纱布，先征税才许售卖。转眼间，苏松上海一带，与纺织业相关的工场商店铺行纷纷关闭，几十万织工，纱工，染工等从业人员，失业的境地。

昔日繁华如天堂的上海城，转眼就市面萧条，百业皆废，富商破产、小民失业，一片鬼哭狼嚎的景象……

上海庙前街，昔日繁华难觅，店铺关张七成，一派萧条景象。

街上熟人相见，再不像从前那样，热情招呼，然后谈论大观园新上演的戏目、哪里的酒糟螃蟹最地道、红嘴画眉到底该怎么养……而是相视苦笑，多半什么也不说，便垂头丧气的擦肩而过，因为谁也不愿别人相询自己的近况。

就算说话，也是打听哪里有便宜些的粮食出售，或者是否有招工的信息。

前园茶馆也不象原先那么体面了，为了适应时局，受托照看生意的季掌柜，将原先的名贵桌椅变卖，代以普通的枣木桌椅。原先挂在墙上的名人字画也不见了，换成了‘莫谈国事’的警语，和‘概不赊账’的敬告。

不仅是装饰摆设寒酸了，店里供应的茶水吃食也变得十分普通，原先龙井、白茶、雀舌、碧螺春，几十种名茶任君选择，现在只有两样，大碗茶和菊花茶。吃食也是如此，再也看不到那些精细诱人的上等茶点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廉价、又能充饥的荞麦饼、杂粮面片汤、以及一些切的细细的菜丝、笋干。

物价飞涨到没边，多少人又一夜致贫，哪里还有原先食不厌精、细品香茗的雅兴？现在只求有碗茶喝，有口饭吃，能饿不死就行了。所以原先的吃喝统统卖不动，只能换成现在的粗茶淡饭。

这天清早，门板刚下下来，在伙计们无精打采的洒水擦桌。最早的客人便到了。

却不是往常最早到的周老汉，而是雄赳赳的马六爷。虽然在短短数月间，头发花白了大片，但马六爷的精神尚是健旺，一进门便与店里的伙计大声打招呼。

“六爷早，怎么今天赶到周老爹头里了？”见到他生龙活虎的样子，伙计们都感觉精神多了。

“当那老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