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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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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1）

正在撰写《中国告密史》的成都学者冉云飞先生说，告密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看检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这种发明当然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文体的真正繁荣，大约是20世纪。一百年来的白话文创作，成就最为出色的，肯定既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散文，而是检讨书。尤其在20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作家的主要创作任务就是写作检讨书。1979年，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钟惦先生在控诉*的罪行时痛心疾首地说：没有哪个作家是靠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的，是谁逼迫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检讨书上？

钟惦先生的话未必完全正确。一个人不能凭着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但是很多中国读书人恐怕都是从写作检讨书起步学习写作的。我想问一问，一个人从小学念到大学，而一直没有写过检讨书的，有没有？我估计没有。有的教师充分认识到写检讨书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绝招，更多的政工干部更是认为，让学生写检讨书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奴隶自觉性的有效方式，所以，学校当局和教师在对于检讨书的效用上达到了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东北某地有一位语文教师魏书生先生，他以特级教师的身份介绍教学经验时，就向人们坦诚地亮出了他的绝招。他的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就是靠写作检讨书训练出来的。一有什么情况，就让学生写一份检讨书，规定字数，规定思想认识，规定关键词。检讨书没有达到要求，决不让他过关。

检讨书的妙用有以下几条。

首先，像所罗门的瓶子可以收藏魔鬼的灵魂一样，强势群体总是认为，检讨书可以关押弱势群体的自由意志。中国人自古喜欢谈论人心，诸如“得人心者得天下”“攻心之术”　“诛心之论”等等，都是在灵魂上下功夫。但其出发点决不在于尊重灵魂，不在于灵魂与灵魂的互相理解，而在于用自己的灵魂*、奴役乃至消灭他者的灵魂。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下放到内蒙古边境的知识青年说：“你当我来这里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吗？我的目标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野莲《落荒》，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扉页）这种做梦都想做领袖的人时刻都在训练着奴役他人灵魂的能力。诱骗他人将自己的灵魂出卖，是奴役他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逼迫他人写检讨书的强势群体看来，检讨书是比地下水牢更加坚固的监狱，是彻底关押甚至埋葬灵魂的巴士底狱。只有将他人关进了永远不得翻身的灵魂的巴士底狱中，强势群体才能拥有最大的成就感和放心感。一个中学生给报社写信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示质疑。“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学因前一天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上课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让她罚站，打扫办公室。”（佚名《一个学生的呼喊》，《北京晚报》1998年4月3日）很显然，写作检讨书挽救不了上课迟到的事实，也弥补不了因迟到而耽误的功课，但老师因为收到了检讨书而以为掌握了学生的灵魂，以为取得了奴役他人灵魂的巨大成功。

其次，可以给学生带来严重的挫败感。害怕看见他人拥有尊严、获得成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心理特征之一。如果学生敢于对学校工作表示不满，如果学生敢于对教师提意见，如果学生敢于挑剔教科书的错误，如果学生敢于发表他自己对于世界的感觉和看法，如果学生上学敢于迟到5分钟（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不是主观过错）……那么，写作检讨书的任务肯定就要落到你这个学生头上了。如果认为写作检讨书是跟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的，那就误会了。写作检讨书绝不是针对错误来的，而是实行精神控制和心理打击的重要措施，是中国强势群体所认定的主要教育手段和统治手段之一。有一个老师发现他的课堂上少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是被另一个教师委派去别处为学校办事的。这个老师很不高兴，马上安排缺席的学生写检讨书。这样还觉得不过瘾，他还补充说，没有缺席的学生也必须写作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在这一事件中，缺席的学生本来就没有错，按时来到课堂听课的学生更加没有错，可是全体学生不得不按时写出检讨书来。可见，检讨书不是用来对自己的过失进行检视、反省，而是被迫向强势群体表示屈服与依从的跪拜仪式，是强势群体用来消灭你的自尊与自信的无形武器。强势群体将你的检讨书收进文件夹时，体会到了将你的灵魂收进了巴士底狱或者所罗门的瓶子里的成功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