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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去年我做编辑时，老太婆手下的一名干将和她闹掰了，就找到我揭她的老底儿，说那些捐赠的财务大部分都进了她私人腰包，她的爱心是假的，还举例：“记得春节那次你们去养老院采访吗？老人们穿着一家公司捐赠的新羽绒服，你们前脚刚走，后脚她就让老人把羽绒服都脱下来打了包装……”这厮还鼓动我调查调查老太婆，给她曝光，当时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一来，编辑不方便管采访的闲事；二来话说是说，证据就那么好抓呀？何况人家也不是软面团；再者，她要倒了，儿童村说不定就会解散，那孩子们怎么办呀？还到街上去流浪？他们现在毕竟还有个吃住的地儿。

进行了代理妈妈与儿童村签约的仪式，我、摄影记者和刘艾丽就走出了儿童村的大门，说完再见了，刘艾丽却忽然又转身问我：“我今天这身漂亮吗？”我本不想给她好脸色，可一想明天还要劳烦人家把赵婷带来呢，便脸色一转说了句玩笑话：“漂亮，挺漂亮的，就是看上去有点儿冷！”刘艾丽的脸上就灿若桃花了……

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数字计时已明确显示“10：41”了，心里盼得急切，这时间就度日如年。我机械性地敲打着《部门月工作情况总结》，心里却像长了草，这是主任孙燕特意交代给我的小任务，我这个副主任有时就是她的秘书。我不禁又看了一下数字计时，才过了两分钟——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存在着从天一亮就盼着天快黑的坏人，是那些窃贼还有我，盼着暮色快点降临，我好见上一见那让我朝思暮想，衣带渐宽的赵婷！

被我调成了振动的手机，忽然在桌面上“嗡嗡”地动起来，是刘进打来的，告诉我他的父母刚在滨江路给他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装修房，120平米的，要请哥儿几个周末去他的新房“燎锅底儿”。这小子新处的那个美术学院的女生还有两年才毕业呢，他的父母倒挺心急的。重新放好手机，我心里顿生感触，我是有点儿嫉妒了。

刘进的家在一个小县城里，父母在当地是比较风光的人物，一个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一个在外贸部门工作，油水当然都大大的，家庭条件优越，唯一的这么一个儿子理所当然就应继承一些资本，问心无愧地免去人生拼搏之路上的几多艰难。不像我，家庭条件一般般，毕业后甩开膀子奋斗了几年，积攒的银子也才够买个几平米的卫生间。看来在上帝面前，“公平”无所不存，也有所不在。

好不容易捱过了中午饭，又到了晚饭的时间，刘艾丽终于打来电话，说她和赵婷正往市政府旁的“红叶演歌城”赶呢，并嗲声嗲气地说她们还没吃饭，让我先表示表示，我说没问题。出了报社大楼，我就上了一辆出租车。

坐在出租车上，我几度哑然失笑，弄得司机莫名其妙，我是在想：赵婷怎么会选这样一家歌厅请我们玩呢？“红叶演歌城”这五个字曾和徐冬所在晚报一起名噪一时，因为有一天，在“红叶演歌城”内偷拍的一张5个女孩当着客人面大跳裸舞的照片，就挡着马赛克夸张地彩印在晚报的头版上。那是晚报记者很成功地一次暗访行动，说的是只要给该歌厅的小姐100元小费，她就能光着身子在你面前疯狂扭动半个时辰，对这篇报道，市民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而从来都一脸严肃的有准党报之称的晚报，忽然不顾身份地“卖”了这么一把，也颇让人刮目相看。有关部门根据报道进行了查处，但没多久该歌厅就重操旧戏了。在这样一个所在，我们三个人或吟唱或干嚎，而隔壁包间里就或许有裸身男女上演干柴烈火，这不是很幽默吗？

我们是在“红叶演歌城”旁的“北京烤鸭店”共进的晚餐，赵婷头发盘起，穿了一身黑一色的束身长裙，白嫩的粉颈和酥胸就明晃晃得呈现在我面前，若没有刘艾丽在场，我真想上去咬一口，好让她知道知道，我会多么地疼她。赵婷先向我表示了感谢，敬了我一杯啤酒，还特意告诉我，是快客公司的一个负责人亲自通知的她，电话里还提到了我呢，这让我很有面子，也胃口大开。

“红叶演歌城”的生意确实火，我们在二楼的过道里等了10几分钟才得到一个房间。刘艾丽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操起了话筒，一曲《明明白白我的心》让她很伤感；接着是赵婷，《老鼠爱大米》被她温柔得很有味道；我就哼了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让我恼火的是，吃得过饱，底气不足，水平没发挥出来。唱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