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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发生什么了，我勉强笑了笑，说：“没什么！”

回到宾馆我打开电脑，今天发回的关于怪病女孩的消息，分量应该重一点，篇幅也就长一些，可我方寸已乱，还哪有心思写稿子啊。但没心思写，也得写，要不怎么交差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把一篇跟踪报道写完了，但思维错乱的结果，连我自己读起来都觉得逻辑有问题。我也管不了这些了，就连同图片一起发了回去。

袁泉刚给我打完电话，让下楼吃饭，主任孙燕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方舟，你今天怎么搞的？稿子写得那么乱，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我支吾地，就编了瞎话：“哈，北京太干燥了，来北京的人又那么多，空气里呼出的全是二氧化碳，我也不知道是有点脱水还是有点缺氧，反正很不舒服，心烦意乱的！”孙燕竟真信了：“是吗？不至于吧？那行，稿子我给你改改吧，你多注意身体，多喝水，街上不是有氧吧吗？有空闲就多去几趟，等回来我给你签字报销！”

夜里我还是做了噩梦，一个接着一个的连环噩梦，一会赵婷和方东方的，一会赵婷和歹徒的，但我竟然没有骇醒，想是噩梦做习惯了吧。早晨七点的时候，通知吃早餐的电话把我吵醒了，两只眼睛很艰难地才睁开。我一夜没醒，可也没休息好。

天阴着脸，但好像不会流下泪来，就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赶往天安门。路过东长安街的一个报亭，我让司机停下来，下去买了女记者所效力的那张报纸，坐回车上翻了半天，终于在第八版找到了我的影子，黑白的，我咧嘴傻傻地笑着。和我坐在一起的袁泉也忙伸过头来看：“恩，我还行……好像把你拍胖了！”我笑了：“是，是有点儿变形！”袁泉却忽然说：“那姑娘怎么样？正点吧？”我就愣了：“什么姑娘呀？”袁泉就指着报纸上女记者的名字。我就笑了：“还行，可……我可没那意思！”“喜欢就追呀！”袁泉说完，又附在我耳根子上小声说：“我同学也是记者，你们当记者的都挺色的！”我瞪大眼睛看她，她笑着，没想到她开朗到了这般程度。

站到天安门广场上，怪病女孩就兴奋起来，课本上读过，电视上看过，今天却身临其境了。赶过来的记者没几个，拍了照片，便向袁泉了解医院方面的情况，袁泉告诉他们：“还在等医院会诊的通知，相信不会太久，就这一两天吧！”他们就又走人了。我正纳闷怎么不见那个女记呀，老远的见她和那个男摄影记者走了过来。

男记者为母女俩拍照，女记者就直奔我来了，我笑着扬起手里的报纸，刚想说：“看你们把我美化的？！”　女记者却抢在我前头开了口：“方舟，我们主任要找你呢！”我愣了：“你们主任？找我？”“是呀！”女记者边说边掏出小本子来：“你手机号多少？”我就告诉了她，她记下来。“你等一下！“女记者说着，又掏出自己的手机拨号，显然是通了：“主任，是我……对呀，要来了……他呀，就在旁边呢……好！”女记者忽然把手机递给了我。

我接过手机时，有点儿发蒙，电话里的这位主任姓什么，叫什么，是男是女，我一无所知啊！我把手机贴在了耳朵上：“主任你好！”手机里突然咯咯地笑起来：“方舟，你听不出来我是谁呀？”她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可还是对不上号。“是有点儿耳熟，您是……”我疑惑着。“呵呵，我是你的老同学艾红呀！”我脑海里“刷”地就闪现了一个梳着五号头的亭亭玉立的女高中生形象，我一下子也兴奋起来。

她不就是总示人以青春明快的超级校花艾红吗？她不就是成天大妈一样唠叨我们的老班长艾红吗？她不就是偷偷往我书桌里塞苹果的那个怀春少女艾红吗？

艾红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那届一共有三个考进京的，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考的是北大。我曾听哪个同学交代过一嘴，说她毕业时交了5万块钱“留京费”就留北京了，先是到国家经贸部门工作，后来又调进了一家报社。虽然记忆还鲜活，但没人提起，我都快把她忘了。没想到此时此地竟然“意外遭遇”，怎不让人徒生感慨，欣喜万分？

关于苹果的故事，我从来没向外人提起过，是我不愿提起。因为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青春小秘密，让外人知道了便不美好了。不过趁我此时高兴，忘乎所以，我就讲给你们听一听吧：

就在那个已嫁作商人妇的女生摸了我的手，我坚决要求调换了座位之后，一天进了班级，就发现自己的书桌里有两个红苹果，我诧异地以为男同桌放错了，便问他，他却摇头否认。既然不是，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给了同桌一个，自己留一个，分而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