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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学生能说会道。我只是个处于贫困边缘的农村孩子。我头一　次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对自己产生了全面怀疑。我忽然发现　，除了考试，我居然什么都不行。

�记得学校组织搞社会调查时，我和同学胡文林一起到一　个民营企业里做采访调查。到了门口，胡文林让我等他一下，　他去上洗手间去一下。我便准备到那家有名的公司装修豪华　的门厅里坐一下。哪知我刚刚坐下，一边的保安就过来了，让　我到门外去。我感到受了污辱，不愿走，那保安火了，居然　要赶我走。我的牛脾气也上来了，就是不走。等胡文林进来，　他见我和保安拉拉扯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保安问我和他　是不是一起的，胡文林说是。保安这才换了副面孔，很和气地　笑笑：“哦，是搞调查的大学生呵。我还以为是到这里来找　地方睡觉的民工哪。对不起。”

�这句话对我来说却像被重棒猛击了一下！在同学胡文林　面前，我恨不得一头扎进地缝里：是的，从穿着、口音、气质　来看，我和城里的学生都相差太大了。我真的像个土里土气　的民工。

�在那天的日记本里，我狠狠宣泄着耻辱感，恨自己的不　争气。我愤怒地写道：谢谢，那位势利的保安先生，谢谢你告　诉我这一点！我发誓，我要找回尊严，我要出人头地，我要　让一切不尊重我的人在我的成功面前感到羞愧！

�呵，武汉，你让我今夜无法入眠！

�……直到现在，那一页的日记上还有清晰可见的泪痕。

�现在想来大学时代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艰难历程。

�作为一个习惯于乡村生活方式的学生，到城市里来几乎　是一次重新发育和成长。在日常生活中与别人不和谐的小事简　直太多了。

�因为我口音浓重，说出的话经常闹些笑话。连买饭时，　食堂的师傅都会责怪我说不清要买什么，让他拿着空勺子干着　急，有时还常打错菜。我明明要的是一元的菜，给老子打成　了五元、八元的，搞得我没两天就闹起了经济危机。上现代汉　语课时，老师偶尔提提问。问到我时，我那带着方言的普通　话常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下了课，宿舍的同学卫诚、肖胖子　还不住地学我的口音。居然称我的某些发音比较有创意，没　人那么说过，搞笑！还说王力、吕叔湘的语言学著作该修改了　，没我的语言生动。

�真是见他妈的鬼！

�这卫诚、肖胖子喜欢开玩笑，也没啥恶意，但次数多了　，我心里很别扭。还是大哥胡文林经常给我解围，让他们不要　过分了。

�所有的遭遇仿佛在时刻提醒我，到了大学，到了城市，　我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是个来自农村的孩子，身上打着农　村的烙印！这个烙印带给我太多的不平、委屈，甚至是怨恨　。我只能默默忍受，一点一点努力改变。

�第一个目标，我要学会一口地道的武汉话！普通话容易　一些，但没武汉话来得地道，后者让我更能融入城市的氛围。

�于是，我记住和我说武汉话的每一个人的口型和发音，　没人时就自己对着自己嘀咕，把每一个发音都咬得很地道，还　把一些武汉的地道土话都记下来，连骂人的常用话都记住。　每天讲话之前都要先想想再说，力求自然、熟练，不让人认为　我在憋“城市腔”。

�这样一直坚持了半年多。直到有一天，肖胖子说：“真　奇怪啊，你的武汉话比我都说得地道。”

�听到这话，我心里百感交集，有点想掉泪。

�同时，我还努力培养城市生活习惯，避免丢人。一天中　午，只有胡文林和我在宿舍里。我正在大口大口地吃饭。胡文　林轻声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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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陈刚，以后你吃饭不要弄出这么大声音。有女孩在场　会很不雅观。”

�活了十几年，好像头次知道吃饭不能发出咀嚼的声响。　我默默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他是好心。

�要成长就会遭遇阵痛。

�在大学里，同学们价值标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上中学时，只要你学习好，老师同学就喜欢你。可现在　同学们比较的是谁会玩、谁能出风头、谁见多识广、谁有组织　能力，甚至是谁的家庭背景好、谁的衣服贵、谁有钱，而这　些，我都没有。

�我们那所学校的大学生们都有种不服输的清高劲儿，暗　地里都在证明自己的才能和不俗，都想展示一下自我。这种高　度自我和个性化的氛围，让我这刚从民风